第二章 黄河下游之新王朝【殷商时代】（第3/4页）

三、殷人文化之推测

根据殷墟甲骨文字，知商代耕稼、种植、牧畜、建造、关于人类生事各方面之文化程度，已颇象样。

关于耕稼方面甲文中有田、畴、禾、穑、黍、粟、来、麦等字，又有酒、鬯等字，祭鬯至百卣，见其时酿酒之盛。种树方面，有圃、果、树、桑、栗、丝、帛等字，知其时已有养蚕业。牧畜方面，有马、牛、羊、犬、豕、豚、鶏、彘等，家畜、家禽之名称极伙，知其时畜业亦甚盛。建造方面，有宫、室、宅、家、舟、车等字，知其时家屋建筑与交通工具已相当进展。卜辞中行猎次数特多，此因卜、猎本属相关，同为属于祭祀下之一种典礼。

古代贵族以行猎为典礼，亦即以为娱乐此直到春秋乃至西汉仍然。不能据此谓其时“正从渔猎进展为农耕”。

卜文小不及黍米，甲骨至坚，契刀必极锋利，即其时炼金术必已经相当之演进，不能说商代“正从石器进至金器”。【至其时尚有用石器者，则自属事实。盐铁论载汉武帝以后有“木耕手耨”之事，岂可据此以推论汉中叶之社会文化？】

至谓商代方在一“母系中心的氏族社会”，【此据商代帝王“兄终弟及”之制度推论。然此最多可谓此种制度渊源与此种社会，不能便谓仍是此种社会也，且商代三十一帝十七世，直接传子者亦十二、三，几占半数。春秋时吴通上国，其王位继承亦仍是兄终弟及，岂得谓其亦为母系中心时代？又如以卜辞有“诸父”、“诸母”之称，而认其为群婚制，则此种称呼至春秋犹然，岂可谓春秋亦群婚时代乎？】

又谓其乃一“原始共产制的氏族社会”云云，更属无据臆测。【此皆郭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语。只就商代所表现于政治规模之进步论之，即知此种说法之无稽也。】

根据商代传世钟鼎之多与精，更可见其时文化程度之高。

据殷文存一书所收殷器铭文在七百种以上，惟一因有周器滥入，二因有器、盖不分，恐无此数。要之已甚为可观。

若以殷代文化与周初相较。则见其有一派相承之迹。

周代铜器款识，与殷墟文字同出一原，一也。殷墟有骨笄，骨梳，知商人已有束发之俗，二也。甲骨文及铜器中画人坐形，则席地乃殷、周同俗，三也。尊、罍、觚、爵、鼎、鬲诸器，殷、周皆同其形制，四也。兵器戈、矛、弓、矢、刀等，甲文与铜器无殊。殷墟所得弓、矛亦与周器大同，五也。周代字，甲文作等，同有编简之制，六也。殷、周同用贝为货币，“贝”字常见于甲文及铜器中，七也。

盖古代此黄河东、西两隈之交通，早已殷繁，故于商人中亦时见舜、禹故事之流传。夏、殷两代文化已见交融，更何论于起之殷、周。

四、殷周关系

周人灭殷前，两国在政治上早已发生关系，并非为不相闻问之两民族。【谓殷周之先本无关系者，乃崔述丰镐考信录说。】

据传说，周王季曾命为殷牧师，【后汉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其后文丁杀季历。【吕览首时，晋书束皙传、刘知几史通疑古、杂说两篇。】西伯与九侯、【文王世子：“西方有九国焉。”诗：“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九”、“鬼”同声。礼记明堂位作“鬼侯”。鬼方正在西方也。】鄂侯【史记晋世家集解引世本：“叔虞居鄂。”即大夏。左隐六年：“翼嘉父逆晋侯随，纳诸鄂。”此在晋南。三公皆在殷西。】又为纣三公，而西伯见囚于羑里。【左传襄二十一年、赵策、韩非子、尚书大传、史记、褚先生补史记龟策列传等书。】则殷周关系已夙有之。或武乙之暴雷震死于河、渭之间，殆如周昭王之南征而不复也。【据此殷之忌周已甚，而周之蓄志翦商亦已久矣。文王死未葬，武王奉文王木主以伐纣，盖以乘纣之不备。及周从之得志，并其先世事皆讳之，若伐纣尽出吊民伐罪之公，并无一毫私存于其间。此犹满清初以告天七大恨兴师叛明，及入关后亦讳不复道也。】

而且殷、周之关系，已显如后代中央共主与四方侯国之关系。

此证之周人自述。诗大雅：“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此见王季时与殷畿诸侯通婚姻也。尚书召诰【召公语。】称“大国殷”，多士【周公语。】称“天邑商”，大诰【成王语。】称“小邦周”，顾命【康王语。】称“大邦殷”。此皆周人已灭商之后之文告。可见以前殷、周国际上地位名分确有尊卑，决非敌体之国，为并世所共认，故周人亦不能自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