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接受“裸体艺术”，到底有多难？（第2/3页）

门卫拿来了一个小男孩传递来的纸条，学生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陈晓君做人体模特的事，被父亲发现了，她被打得遍体鳞伤，锁在屋子里不准出来。无奈之下，陈晓君只能托弟弟来传个纸条。

面对面面相觑的学生，刘海粟脱去了长衫，只穿一条裤衩，坐上了写生台：“我早就想尝尝做人体模特的滋味了，今天终于能如愿了。大家开始吧。”

早期上海美专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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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刘海粟面临的麻烦，还远不止这些。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使用女性人体模特，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一直是多方抨击的对象。上海总商会会长兼正俗社董事长朱葆三就给刘海粟写过公开信：“先生以金钱势力，役迫于生计之妇女，白昼现形，寸丝不挂，任人摹写，是欲令世界上女子入于无羞耻之地方也……”

面对多方责难，刘海粟一一提笔回信，坚决反驳，决不屈服。结果，1926年，一直不甘心的上海市议员姜怀素致信当时的军阀孙传芳，请他主持公道。当时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全文刊登姜怀素的信：“……欲为沪埠风化，必先禁止裸体淫画，欲禁淫画，必先查禁堂皇于众之上海美专学校模特儿一科，欲查禁模特儿，则尤须严惩作俑祸首之上海美专学校校长刘海粟……”

上海知事危道丰随后就派人对上海美专发了严禁画裸体的禁令。

刘海粟毫不示弱，也写信给孙传芳，引西欧各国有关裸体模特的例证，指责议员姜怀素信口雌黄，希望孙传芳能支持自己。

孙传芳当时是南方五省联军的总司令，一声令下，谁敢不从？但这位写得一手好字的军阀在“有伤风化”这个认知上，显然是不会站在刘海粟一边的。

不过，孙传芳还是比较客气的。6月10日，《新闻报》刊登了孙传芳写给刘海粟的一封信：

海粟先生文席：

展诵来书，备承雅意。黻饰过情，抚循惭荷。贵校研究美术，称诵泰西古艺，源本洞晰，如数家珍，甚佩博达。

……

模特儿止为西洋画之一端，是西洋画之范围，必不以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美亦多术矣，去此模特儿，人必不议贵校美术之不完善，亦何必求全召毁，俾淫画淫剧易于附会，累牍穷辩，不惮繁劳，而不能见谅于全国。业已有令禁止，为维持礼教、防微杜渐计，实有不得不然者。高明宁不见及，望即撤去，于贵校名誉有增无减。如必怙过强辩，窃为贤者不取也。复颂日祉。

可以想见，以当时的社会风气和道德标准，孙传芳的这封信是颇得人心的，而且他客客气气，用的是一种商量的口吻。

但是，刘海粟并不买账，给孙传芳写了封看似商讨，实则拒绝的回信：

……关于废止此项学理练习之人体模特儿，愿吾公垂念学术兴废之钜大，邀集当世学术界宏达之士，从详审议，体察利害。如其认为非然者，则粟诚恐无状，累牍穷辩，干渎尊严，不待明令下颁，当先自请处分，刀锯鼎镬，所不敢辞！

这封回信，刘海粟一连找了几家报社，居然没有一家敢刊发，最终史量才大笔一挥，刊发在了《申报》上。

不仅拒绝，还发在媒体上，这不仅是不给孙传芳面子，更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于是，孙传芳下密令关闭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缉拿刘海粟。因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当时地处上海法租界，孙传芳不能派人直接从法租界捉拿刘海粟，就电告上海领事团和交涉员许秋枫，交涉封闭美专、缉拿刘海粟。

在这件事上，法国驻沪领事还专门为上海美专辩论了四次，表示美术学校都使用人体模特，但孙传芳一直不肯放弃。最终，刘海粟只能逃亡日本。

上海美专第十七届毕业生和人体模特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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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模特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并没有因刘海粟的被迫逃亡而停止。

1934年，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提倡“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社会上对人体模特使用的态度倒反而有点松动了，有点“姑妄允之”的意思，这个情况一直维持到1949年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个问题又让人头疼起来。

1964年5月，在“四清”运动初期，康生等人在《关于使用模特儿问题》的报告中批示：“我意应坚决禁止，我绝不相信要成为画家一定要画模特。”

3个月后，文化部发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关于废除美术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

1965年5月12日，中央美术学院教师闻立鹏上书中央，表达了不同意见——“真人（模特）写生是美术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方法”，“至少在油画专业和雕塑专业应有一定比例的人体习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