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百万黄金大挪移（第2/3页）

乔治·维恩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当时《字林西报》的办公楼，就在上海外滩紧邻中国银行的上海和平饭店楼上，整个运送黄金的过程，乔治都看得一清二楚。联系到国民党当时在淮海战役上的颓势，他立刻就得出了自己的判断。

第三天，《申报》转发了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一公布，整个上海的金融市场立刻陷入了大恐慌。

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后，原本被政府寄予厚望的“金圆券”在短短半年里已贬值为原来的五百分之一，政府已经把黄金偷运走了的消息，再一次引发了老百姓的挤兑狂潮。1948年12月24日，上海等待挤进银行的市民情绪失控，引发大规模踩踏事件，最终7死50伤，造成轰动一时的“黄金挤兑惨案”。

于是，在乔治·维恩发布消息后，官方立刻“辟谣”，并对这名英国记者施行逮捕，并且迅速审判判处死刑。还好乔治的夫人通过香港外国记者协会主席直接找到蒋介石求情，才使乔治侥幸逃过一死。

但纸包不住火，国民政府偷运黄金去台湾一事，其实已成了公开的秘密。“金圆券”由此开始了一路狂泻的行情：1948年8月“金圆券”刚发行时，2元“金圆券”能换1块银元；1949年1月，1000元“金圆券”才能换到1块银元；1949年4月，1000万“金圆券”都兑不到1块银元；1949年6月，5亿元“金圆券”才只能兑换1块银元。

政府信用垮台，上海市民开始疯狂挤兑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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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偷运黄金的过程中，有没有人试图阻止？

答案是有的。

黄金是整个国家的财产，蒋介石要运走黄金，也得“合法”才行。为此，蒋介石当时想出的办法，是以军费名义调拨预支国库剩余黄金。

当时的财政部部长徐堪就是反对这样做的，只是在蒋介石派人施压后，他很快转为默许。

接下来反对的人叫刘攻芸。1949年1月21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宣布人生中的第三次“下野”，央行总裁俞鸿钧也随即去职，接替总裁位置的是刘攻芸。

刘攻芸当时是不赞成运出黄金的，他采取的办法就是一个字——拖。但蒋介石让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部总司令郭忏三和军需署长吴嵩庆一道拜会刘攻芸，再加上俞鸿钧在一旁极力劝说，最终说服了刘攻芸同意交出国库剩余黄金和银元。

但因为刘攻芸在这件事上“拖拖拉拉”，由此失宠于蒋介石，最终只能去了新加坡养老。

付诸实际行动的，是央行稽核专员黄竞武。黄竞武是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的儿子。当时，黄竞武已被发展为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党外人员。根据安排，黄竞武一方面监视上海国民党密运黄金行动，一边发动上海各界制止金银外运，还与银行职工联合发动罢工拒运，并策反国民党财政部所属的税警总团“弃暗投明”。

5月12日，因为泄密，黄竞武在自己的办公室被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逮捕，在狱中备受拷打后，于5月17日在监狱内被活埋。

黄竞武

当然，同样希望阻止黄金被偷运的人，还有蒋介石“下野”后的继任者——李宗仁。

但是，“代总统”李宗仁知道这事情时实在太晚了。1949年2月17日，就职代总统位置快一个月的李宗仁突然发现，国库的黄金已经被搬了个底朝天，立刻严令央行总裁刘攻芸不许再运出去一块金子——刘攻芸没有回复。

然后，李宗仁又致函台湾省主席陈诚，要求把运过去的黄金运回来——陈诚是在病中被蒋介石火速派往台湾担任主席的亲信中的亲信，又怎么会听从李宗仁？陈诚立刻回函：“此事归属央行关系啊，请找央行协调。”

李宗仁再找刘攻芸，刘攻芸这次倒是回复了：“黄金现在已经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运出去。”

李宗仁甚至还抱着一丝幻想，致函给蒋介石，蒋介石后来在自己日记中写道：“李、白[1]运动立委，拟将台厦现金运回支付政事，期以半年用光了事，这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

被运走的黄金，最终还是没能运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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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蒋介石最终运到台湾多少黄金？

由于蒋介石行事机密，外加分三次运输，所以出现过多个版本，从100万两开始到数百万两不等。

按刘攻芸记录在案的数字，蒋介石当时从大陆运走的纯金大概是294万两左右。

而另一个版本来自吴兴镛，他是时任国民党联勤总部副总司令的吴嵩庆的儿子。

吴嵩庆全程参与蒋介石的运金过程，并一度被称为蒋介石的“白手套”（当时核对账本后发现，蒋介石为自己留了个80万两黄金左右的小金库没有入账，用来支付各种军需费用）。吴兴镛在研究了父亲大量的资料和日记后得出的结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