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念 道阻且长，而终点可期（第2/4页）

价格高昂是让国民政府犹豫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外籍飞行员毕竟没有中国人那样的国仇家恨，万一到了日本一碰到情况就折返，甚至跳伞，任务完成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

思前想后，蒋介石最终决定用中国自己的飞行员组成远征队，去执行这个很可能“有去无回”的任务。

远征队的队长人选，选定了一个叫徐焕升的人。

徐焕升

徐焕升，江苏崇明人（现上海崇明区），1906年出生，当时32岁。他最初是笕桥中央航校的教官，后来担任蒋介石座机的副驾驶，再后来担任空军第十四大队的大队长——两架马丁B-10轰炸机，正是属于第十四大队。

随后，甄选远征队优秀飞行员的工作开始，中国空军第十九大队副队长佟彦博等一批精英被集中到了一起开始训练并研究马丁B-10轰炸机。

一研究，发现出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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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B-10轰炸机并非完美。

这种类型的飞机最大时速343公里，升限7300米，航程1900公里，可载弹1.25吨，乘员为4人。

如果从航程上算，飞机从武汉起飞，飞到日本目的地上空（当时选定的是日本佐世保军港和八幡市），燃油肯定不够。如果选定飞到宁波的机场加满油再飞，飞到八幡的路程是980公里，一个来回是1960公里，即便做到严丝合缝，燃油也是不够。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按照马丁B-10轰炸机的载弹量，每架飞机只能装两枚炸弹，两架加起来四枚。就算成功飞到目的地上空，炸弹投下去，万一没炸中目标怎么办？岂不是平白让敌人嗤笑？

那么就算炸中了，四枚炸弹能起到多大的效果？

这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远征大队，也困扰着蒋介石。

最后，计划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首先，目的地调整为更近的日本长崎、福冈和北九州。其次，拆掉一个投弹舱，改为油箱，确保万无一失。

那么只投一枚炸弹了吗？并不是，因为国民政府已经决定——不投炸弹，投“纸弹”。

这个建议，是徐焕升的远征队提出的（一说由蒋介石侍从室一处提出）。

因为中国从来没有飞行员飞临过日本的上空，对那里的天气状况、气流等一无所知，也缺乏精确的日本地图，所以投弹命中的概率极低，即便命中了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与其这样，不如发动宣传攻势——投放传单，警告日本人。

这个建议经过再三权衡，被蒋介石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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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1938年5月19日，23点48分。

经过精心的准备，远征队队长徐焕升驾驶的1403号轰炸机（苏光华任副驾驶、刘荣光任领航、吴积冲任通信员）和副队长佟彦博驾驶的1404号轰炸机（蒋绍禹任副驾驶、雷天眷任领航、陈光斗任通信员）加满燃油，从衢州机场起飞，直扑日本。

为了防止被舟山群岛日军防空警戒哨发现，机队自宁波出海后先转向南，然后照准日本九州飞行。

20日凌晨0点35分，在发完第一封誓死完成任务的电文之后，徐焕升发了第二封电文：“云太高，看不见月光，完全用盲目飞行。”

20日凌晨2点40分，远征队终于顺利抵达长崎上空。长崎根本没有实行灯火管制。徐焕升发出命令：“目标马路路灯，投弹！”

数十万封传单在投弹舱打开后，飘落下去。

远征队依次飞临久留米、佐贺、佐世保等计划目的地，一共投下了100多万份传单。

3点45分，飞机飞临最后一个目的地福冈上空。

此时日本地面防空力量已经有所发现，开始发出警报，实行了灯火管制，无数探照灯开始向空中照射，同时，高射炮开始密集发射。

但此时，中国的远征队已经完成了任务，于凌晨4点掉头返航，一路上没有受到任何拦截，顺利在早晨7点20分飞抵浙江海岸，8点45分降落在南昌机场，加油后于11点返回汉口机场。

据徐焕升后来的回忆：“当时日本的防空哨警戒能力相当幼稚，我们侵入日本上空时，并未被发现；直到完成任务离开日本，俯视眼底的都市才刚刚实施灯火管制。乃至天色通明飞到我国东海岸上空之际，接到地面联络，得知在上海、杭州一带有多架日本飞机升空拦截我们，但我们则掩蔽在云雾中安全返航。”

日本人为什么完全没能做出拦截？

除时间因素等原因外，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认为当时自己是亚洲首屈一指也是唯一一个航空强国，根本不可能有哪个国家的空军有能力或敢飞到自己本土的上空。

佟彦博。他在1944年1月4日训练学生盲飞时飞机失事，魂归长空，年仅33岁，没有看到抗日胜利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