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金戈铁马：东西方帝国与外来入侵者的斗争（第11/21页）

西晋由此灭亡。匈奴和羌族的军团继续在中国北方地区肆意洗劫，西晋朝廷置百万百姓于不顾，逃至长江边的建康（现在的南京），放弃了中国北方这片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地区。然而，受到高死亡率（随着瘟疫袭击该地区）以及大规模移民的双重影响，许多北方土地已经退化成荒漠。这一现实正好符合了从草原地区迁入的游牧民族的需要，但是对于留下来的农耕团体来说，这意味着再次的饥荒。如果是在以前景气的年代，当地乡绅或者国家可能已经介入并给予援助，但是现在没有人可以伸出援手。雪上加霜的是，蝗灾吞噬了村民们勉强生产出来的少数作物。随后，草原移民带来的新型瘟疫给日渐困窘的农耕者带来了更为沉重的打击。公元317年左右，也就是长安被焚后的一年，天花首次出现在中国境内。

在贫瘠荒芜的土地上，匈奴和羌族首领发起更多的战争，但是这些战争更像是大规模的奴隶抢夺运动，而非国家之间的冲突。统治者们每次召集上万个农民，集中在新的都城周围，命令奴隶们开垦土地来供给专门的骑兵军队。同时，骑兵们从草原引进新式武器，例如合适的鞍具、马镫，以及高大的马匹，这实际上淘汰了步兵部队。那些没有逃往南方的汉人贵族只得迁往山区，他们的附庸农纷纷涌入巨大的围栏之中，因为那里是躲避骑兵劫掠的唯一场所。

当时，中国北方新建立的国家（中国的史学家称其为“五胡十六国”）都处于极其不稳定的状态。举例来说，一个国家在公元350年采取了过激的种族清洗政策，导致汉人大肆屠杀中亚人，引发国家内乱。官方史料记载：“死亡人数超过20万，尸体堆积如山，远至城墙之外，被豺狗、野狼和野狗啃噬。”这场内乱最后留下了一片权力真空地区，导致其他国家首领蜂拥而至。到公元383年时，出现了另一个诸侯，他似乎有能力统一中国。但是当他围攻建康时，一个很明显的小失误最终演变成惊慌失措的大溃败。公元385年，他的国家也不复存在。

从长安逃离出来的人们向南方迁徙，公元317年在建康建立了“东晋”[8]。与中国北方的强盗国家不同，东晋拥有奢华的宫廷，并保持汉室皇族一贯的生活方式。它派遣使节前往日本和印度尼西亚，创造出卓越的文学和艺术成果。最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朝代存在了一个世纪之久。

但在表面的光鲜背后，东晋帝国也和北方国家一样四分五裂。北方贵族逃亡南方后，对于遵从皇帝命令毫无兴趣。一些逃难的贵族聚集在建康，成为趋炎附势的寄生虫，依附皇室朝廷为生。另一些拓殖长江流域，并在这片炎热湿润的土地上建立起他们的领地。他们将本土居民驱逐出去，砍伐森林，排干沼泽的水，让逃难的农民作为农奴在此定居。

冲突在社会各个层面酝酿蔓延。从北方逃至此地的新贵族与南方旧贵族长期不合，各个派别的贵族共同打击中层富裕阶级，富裕的中层精英阶级压榨农民阶级，各阶层的汉人将本土居民驱赶至山区和丛林，每个人都在反抗危机四伏的建康朝廷。尽管写就了许多失去北方故土的悲戚诗歌，逃亡中国南方的地主们并不急于交税或是臣服于可能重新统一中国的势力。晋朝天命已尽。

罗马帝国与汉朝统治的不同之处

和公元前12世纪的危机不同，由东西方交流引发的危机影响范围遍及欧亚大陆，当时西方出现了第一部现代历史著作，即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编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Roman Empire）。吉本说，该书的主题是一场“可怕的革命”，“这场革命将永远被世人铭记，直至今日（18世纪70年代）仍然影响着地球上所有的国家”。吉本是正确的：在他有生之年，西方社会发展重新攀上了罗马帝国时期达到的高度。

罗马帝国和汉朝皇帝曾经面对同样的问题，但是运用了不同的解决办法。中国的统治者恐惧内战，于是将军队中立化，导致统治阶级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来抵御强大的地主阶级；相反，罗马帝国统治者接管了军队，并将他们的亲属任命为军队首领，并用平民补充军队。这种做法导致平民很难反抗皇帝的意志，但对于士兵来说却正好相反。

这种体系的管理需要高超的技巧，由于许多罗马统治者都有神志失常的倾向，周期性的冲突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卡利古拉纵欲放荡，甚至让他的马成为执政官，这已经够荒唐了；而尼禄竟然强迫元老院议员当众唱歌，甚至杀害胆敢违抗他的人，这种做法显然超出了忍耐的极限。公元68年，军队中三个不同派别分别宣称他们的首领为皇帝，最终一场残酷的内战平息了事端。史学家塔西佗记录说：“现在，帝国的秘密被揭开——皇帝可以在罗马之外产生。”哪里有士兵，哪里就有可能存在新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