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走向世界：元、明两个朝代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第13/16页）

直接答案是没有文艺复兴精神促使宋朝的冒险家前往美洲，除非他们的船能到达那里，而11世纪的中国船只很可能做不到。一些历史学家并不赞同，他们指出，1000年左右，维京人就乘坐比中国大船简陋得多的船只到达美洲。但是我们看一下地球仪就能发现其中有很大的不同。要到达美洲，这些维京人要穿过法罗群岛、冰岛以及格陵兰岛，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穿过宽于500英里的公海。这听起来或许很可怕，但是将它与中国探险家穿过的海域相比，也就没什么了。中国的探险家必须从日本穿过5000英里的黑潮，经过阿留申群岛，才能到达加利福尼亚的北部（如果顺着赤道逆流从菲律宾到尼加拉瓜的话，就要穿过两倍距离的公海）。

自然地理——以及本章稍后将要谈到的其他形式的地理——使得西方的欧洲人穿过大西洋比东方人穿过太平洋要容易得多。即使大风暴可能会将偶尔出现的中国船只吹到美洲——可以想象得到，北赤道洋流也会将他们带回——11世纪的探险家即便被文艺复兴精神所激励，也不会找到美洲，然后告诉世人。

只有在12世纪，造船和航海技术提高到一定水平时，中国的船只才可能完成南京与加利福尼亚州之间12000英里的往返航程。当然，这也比哥伦布和科尔特斯早了近400年。那么，为什么12世纪的中国没有出现征服者呢？

这可能是因为12世纪中国的文艺复兴精神在衰退，无论我们如何界定文艺复兴精神这个词。12世纪的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然后13～14世纪的时候出现下滑。随着文艺复兴先决条件的消失，精英思想趋于保守。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070年，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使得新儒家思想家拒绝接触更加广阔的世界，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是由于1127年开封的衰败，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原因与这些完全无关。但是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同意，虽然知识分子继续放眼世界，但是他们的行动实际上却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大多数人不愿冒着生命危险卷入国家的内部政治斗争中，于是选择了安于现状。一些人创办学校，并且虽然安排了讲课和阅读，却拒绝为科举考试培养学生；一些人为秩序良好的村庄和家庭仪式制定规则；还有一些仍然关注自身，通过“静坐”和沉思完善自己，如20世纪的理论家朱熹所说的“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朱熹是那个时代的巨人。朱熹一生虽然为官时间不长，但一直努力设法缓和社会矛盾，或多或少地为下层人民办好事。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岳麓书院，这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朱熹的一生志在树立理学，使之成为统治思想。但因理学初出，影响不深。因为牵涉国家政治，导致他被革职还乡，他毕生的理学研究也被批判为“伪学”。但是随着13世纪外在威胁的增加，以及国内大臣寻求各种方式保住自己的地位，朱熹的理学看起来非常有用。他的理学第一次得到平反，被列入科举考试范围，最后成为国家管理的唯一思想基础。朱熹的思想成为正统思想。1400年左右，一位学者开心地说道：“因为朱熹，人们得以了解理学，不再需要书写，要做的只是实践。”

朱熹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二大有影响的思想家（仅次于孔子）。由于每个人的判断标准不同，有人认为朱熹完善了儒家思想，也有人认为他使中国处于停滞、自满以及压抑的状态。但是这些褒奖或者指责都过分夸大了。和所有最优秀的理论家一样，朱熹只是提出了时代需要的想法，人们觉得这些理论合适就使用了。

这一点在朱熹的家庭观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到了12世纪，佛教、原型女性主义以及经济的发展已经改变了原先的性别角色。有钱人家开始让他们的女儿接受教育，给她们更多的嫁妆，这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规定女儿和儿子一样能继承财产。甚至在一些贫穷人家，商业化的纺织生产使妇女的赚钱能力增强，也就使她们拥有更多的财产权。

12世纪男性富人开始反抗，当时朱熹还是个小孩子。男性要求女性守贞操，妻子不能独立，并且妇女只能待在家里（如果她们必须出去的话，就要蒙上面纱，或者坐在轿子里）。批评者们尤其反对那些再嫁的寡妇，认为她们把财产带入了其他家庭。当13世纪朱熹的理学得到平反时，他的思想看起来就像给这些想法披上了哲学外衣。14世纪，那些官僚废除有利于妇女的财产法令时，他们宣布这些措施的基础就是朱熹的思想。

朱熹的著作并没有给妇女的生活带来改变，只是对知识分子以及很可能没有读过朱熹文章的人产生了影响。例如，在这些年，工匠眼中女性美丽的象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在公元8世纪，佛教和原型女性主义盛行的时候，当时最流行的陶瓷雕像类型是被美术史学家戏谑地称为“丰满女性”的雕像。据说受杨贵妃的启发——她的美貌引发了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乱——他们所展示的妇女都相当丰满。相反，到了12世纪，画家笔下的妇女一般都很苍白，憔悴，服侍着丈夫或者疲倦地坐着，等着丈夫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