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引发的西方文明转型 （1789～1914年）（第6/8页）

沙皇独裁专制的这种突如其来的虚弱表现使俄国容忍了两个大胆的政治冒险家：撒丁王国首相卡米罗·加富尔（1861年去世）和普鲁士王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1898年去世），他们在1859～1871年期间以各自君主国为中心统一了意大利和德意志。俾斯麦通过对丹麦（1864年）、奥地利（1866年）和法国（1870～1871年）的三次迅速的胜利战争而获得成功。前两次战争没有留下长久的遗留问题，但1870～1871年间的普法战争结束后所签定的和平条约（法国将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德国）让所有爱国的法国人都渴望复仇。然而，只要俾斯麦一直保持着对德国政策的控制，法国在欧洲大陆是无法找到同盟的；而且党派纷争也削弱了在拿破仑三世执政时被击败的帝国废墟上兴起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

尽管罗马教皇不断地表示反对，并且对失去在意大利中部地区领土的统治感到极为愤怒，君主立宪制在意大利还是被接受了。然而，在德国，首相俾斯麦为一个新君主化的德国（1871～1918年）制定了一个将无法调和的政治思想相融合的宪法；它虽然经过精心的设计，但结果却产生了不稳定的状态。民主原则以全体具有选举权的成人选举产生国会的形式被接受，这保证了批准预算的权力。然而，并没有放弃专制的原则（以神的权力统治）。德国皇帝保持着军事和外交事务的全权，主要的大臣、首相不对国会负责，且仅对皇帝一人负责。

不像与之敌对的普鲁士那样，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们认为，在民选代议制的政府中不可能达到这种被称为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所要求的状态。在他们的帝国中居住着众多民族，彼此激烈的争执以至于不会出现任何的民主共识。尽管如此，在1914年欧洲的主要国家甚至在俄国（从1906年开始）都存在着一些议会选举的机构。每个政府都寻求在官方政策和通过报纸和政党表达并产生的“公众意见”间建立一种有效的伙伴关系。

表面上这种民选政府的思想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种源于1789年的思想对于大多数致力于时局的人们来说不再是一个疯狂和不切实际的梦想。但实际上随着自由和民主的原则传遍整个欧洲，它在与一些旧制度成分的混合中遭到了削弱。这尤其体现在中欧和东欧，那里源于上层的官僚控制比起奥地利、俄国和德国政府所显示出的议会困境来讲，其更富活力的现实依然未变。东欧社会的主要变革通常是由官方行为的附带结果所导致的，例如农奴制的废除（奥地利于1848年，俄国于1861年）和在匈牙利（1867年）所确立的广泛的政治自治。从80年代开始在俄国变得重要的铁路建设和主要矿业以及工业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官方牵头或政府给予的特殊许可。

在西欧一些的确比较自由的国家中，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特殊利益（群体）如公司、企业联盟（卡特尔）、工会、政党、教会，以及特殊的职业团体如军官、官僚、律师和其他行业等，都在19世纪捍卫人民主权论的过程中成长起来，其方式正如在大革命前夜乱作一团的既得利益者捍卫国王主权一样有效。随着这些事件的发生，革命者当然要为自由而奋斗，这个曾在19世纪初期激发了很多光明希望的民主政府变得破败。民主的理想与其影响力惨淡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特权阶层从不畏惧为民族奋斗的毫不掩饰的革命者，反而更可能像俾斯麦那样知晓如何通过在幕后操纵大量民主化政治活动的杠杆来扩大并强化自己的权力。

因此，在19世纪后期革命者的热情（或至少是革命的言辞）从自由主义转到了社会主义方向。1848年卡尔·马克思（1818～1883年）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发表了作为国际革命的无产阶级为何注定要夺取政权，从而开创真正自由、平等的观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阶段一直伴随着混乱的争吵，直到马克思逝世后相对稳定的组织——第二国际（成立于1889年）才得以运行。

但是大量的、纪律相对严明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出现意味着这些组织也面临着与此时议会政体的妥协。因此，在1914年当战争降临欧洲大部分地区时，尽管德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都宣称国际主义原则，但是当他们为了各自国家的利益而重新振奋时却又陷入了相互倾轧之中。只有小部分激进主义者拒绝违背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被正式承诺的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原则。

有意识的社会变革和民选政府

整体上考察这种政治演变可以明显地发现，法国革命者和他们自由思想的继承者完成了两件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