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观察（第6/26页）

创新

唐玄宗对于创新治理手段的热情不仅推动了国家的繁荣，还导致了一系列成文典章的集中出台，这为后世学者认识唐帝国的运行提供了第一手文献。但学者们发现，有些典章中记载的制度显得过于完美，以致令人怀疑它是不是真的能得到执行。通过对敦煌文书以及其他材料的系统研究，越来越多的证据开始支持这种怀疑。以均田制为例，历史上最为完备的均田制度成文于开元末期。这份文件详细规定了一个自耕农如何从政府那里获取田地、政府如何在他六十岁后予以收回并重新分配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细节。但在事实上，当时政府已没有足够的田地可以分给农民，均田制已趋于崩溃。唐玄宗时代制度文本与现实的差距究竟反映出什么信息呢？

帝制中国的各种制度在秦汉时期发展已到一个十分完备的阶段。在其后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复杂的历史进程催生出一批更为实用、更为高效的新型制度，入主中原的胡人也把来自游牧部落的习惯引入其中。但是秦汉制度并未废除。久而久之，新、旧、胡、汉制度相互叠加，形成一种特别复杂混乱的局面。以官名为例，南北朝后期就形成了职事官、散官、勋官、将军号等几套互不统属的系统，其渊源各异，内涵不同。

从西魏北周时代开始，中国西北部的政治家们开始率先对制度进行整合；及至隋朝统一全国，此种整合已初具规模。唐代继续这一努力，以“三省六部”为核心的政治体系运作得十分有效，职事官、散官、勋官等官名体系被集合在官阶制度下，成为标志职权、资历、功劳等不同信息的完整符号系统。但唐玄宗对此似乎并不满足，他下令由宰相领衔编写一本名叫《唐六典》的大书。这部书将玄宗时期的所有体制内官名囊括其中，详细考证了每个官名的历史演变，并标明其现在的职权、品级等各种内容。史学家对《唐六典》寄予了高度的重视，将其视为一部唐代政治制度的百科全书，但又对它的编制初衷困惑不解。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大唐帝国的行政法，但更多人认为《唐六典》是一部“礼书”、一部儒家经典《周礼》的唐代版本。

《周礼》一书据说是反映了西周时代的职官制度，现代学者多数相信出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生的理想化记录。这部书把诸多官职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大系统，为每个官职赋予了一种超越实际政治功能的神圣意义。唐玄宗显然是要把这种神圣性引入到唐代的职官制度之中，但却使编纂者们感到万分为难。唐代官制在结构上与西周的六官系统没有任何相似性，且它的组织原则是经过现实政务运作的无数淬炼后形成的最优结构，本来就不是为了体现某种先验的政治理想。在更换了几任主编者后，《唐六典》由李林甫领衔完成，最终采用了以尚书省六部附会周礼六官的折中做法。但我们在这部书中，却很难看到开元时代新出现的那些最有意义的变化；作为其论述核心的三省六部制与帝国政务的实际运行状况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

三百年后，《唐六典》勾画出的政治理念打动了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皇帝，使他决心以这部唐玄宗时代的政治经典来整顿北宋的政治秩序。不过有趣的是，当时在北宋政治生活中发挥实际功效的，恰好是自唐玄宗时代发达起来的“使职差遣”系统。

唐玄宗的编纂典章的用意由此清晰起来。虽然唐玄宗对于道德化的政治理想不感兴趣，但不妨碍他通过制度建设去追求一种富于秩序感的超越性政治理念。这种秩序感具有强烈的形式主义色彩，与玄宗皇帝作为艺术家的浪漫气质息息相关。他还下令编纂了《大唐开元礼》，儒家的礼经从此不再直接指导大唐臣民的礼仪活动，一切都要以《开元礼》的规定为主。唐玄宗晚年益发喜欢在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释放这种秩序感，例如改“年”为“载”，改“州”为“郡”，背后都有一套烦琐而精致的说辞。但无论如何，唐玄宗庞大的典章编纂计划成为唐代文化魅力的重要来源，许多后来人正是通过这些纸面上的精致文字来想象一个也许并不那么绚烂的盛唐。

不幸的是，唐玄宗陶醉于他营造的政治秩序感中，这使他对待实际政务的现实主义态度逐渐失去理性的指导。玄宗从未像唐太宗那样把“节俭”内化为君主的行为规范而仅是一种政治策略，这导致他在局面稳定后迅速走向奢靡。对宰相的信任变成了皇帝怠政的借口，导致了李林甫、杨国忠的长期专权。“使职差遣”的推广虽增加了政府的效率与收益，但并未建立起相应的监督与制衡体制，其恶果之一就是节度使职权的迅速膨胀并逐渐军阀化，这为其后安史之乱的爆发与藩镇割据的形成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