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不受点灾难，一生就白活了 文毓秋口述（第2/3页）

文老与吴老结婚，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事，当时二人都已经年过七旬，而文老一直与子女一起在上海生活。据文老说，作为“一二·九”时期的老战友，当她去探望吴老时，一眼便见到吴老家中摆放的当年他们一道参加平津学生战地服务团时的照片，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令她激动得不能自已。

文老是老革命，工资和级别都高于吴老，她未必理解吴老学问的价值所在，但她崇敬吴老的为人。吴老谦和沉静似水，文老热情率真似火，在我的感觉里，水包容了火，于是水火便相得益彰。我相信他们曾在一起，度过了最后那段短暂但美满的日子。

文老结婚后，便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往来穿梭，只要在北京，她便是郭松义先生家的常客，每日登门八趟不止。而郭先生夫妇知道我在做旗人妇女的口述，便提议她与我谈谈，她欣然接受，这便是我做这篇访谈的起因。

文老的访谈被我收入到《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中，吴老是否看过全书，我不敢肯定，但他确实读过该书的序言。做妇女史离不开西方有关女性和社会性别的理论，而我当时对这些理论却一知半解，邯郸学步，疑虑重重，犹记吴老读完序言将书合上时说的一句话，大意是：理论其实就是方法。这让我茅塞顿开，似乎一下子就找到了方向。

怀念郭先生家“谈笑有鸿儒”的聚会，怀念众人围绕吴老品酒论学的日子，怀念当年郭夫人一桌桌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当年的“鸿儒”中不少人已经仙逝，留下来的也在老去，往事如烟消散，思之不禁泫然。

《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一书是我做口述史的试水之作，各种缺陷在所难免，但即便如此，文老这篇，留给我的遗憾也是最大的。最明显的，首先是没有提示她更多谈到她的父亲。从这篇访谈的只言片语中可以隐约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究的人物。文老说，她父亲是杭州驻防旗人。只要多少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就都知道，杭州的八旗驻防在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时期，曾遭遇几度血洗，旗营覆亡，男女老幼惨遭屠戮，很难想象劫后余生的文老父亲，有过怎样痛切的经历，所以他才会对“杀鞑子”之举有切齿之恨，甚至不准许女儿与汉人通婚。但是后来，也许是为了生计吧，他既然更名为“文成章”，应该是也隐瞒了自己的旗人身份，进入了以“驱逐鞑虏”为宗旨的国民党的军校，并且从保定到沈阳再到重庆，最终竟以一个国民党军人的形象终其一生。在那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他这样经历的旗人后裔很可能不止他一人，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心态，都是我们如今再也捕捉不到的宝贵资料了。

文老说她父亲是“封建军阀牌”的，她恨父亲对外祖母和母亲的无情，却说他肯给子女(尤其还包括女儿)每人交付17块大洋的学费，送他们到当时最新式的孔德学校读书，说明他绝非守旧之人。文老说她父亲是两种性格，正是他的矛盾之处。

可惜的是，文老对她父亲只讲了这样寥寥几句。而我当时竟没有进一步追问。现在追寻原因，可能是我当时太关注“旗人”和“妇女”这两个关键词了，或者说，我只关注了这两个词而未及其余，对于其他诸多相关内容视而不见，结果是丢掉了太多值得记录的东西。

对文老本人的访谈也是如此。过于关注“旗人”使我忽略了她后来的生活遭遇。她后来离开京城，投身革命，在她的讲述中，有些涉及后来的名人、高官，但都是片片断断，不成系统，而对“害了她一生”的国民党特务郭同震，更是语焉不详。我当时的不用心，导致了这篇访谈没有把文老一生的复杂和丰富呈现出来，这是非常可惜的。

总之，生活是多面的，人也是多面的，在口述的现场不能仅仅执着于自己关注的那一个方向，也就是说，不能“一根筋”，这也是我从这个案例中汲取的一个教训。

文老不是京师旗人，她的父母都是清朝覆亡以后从外省驻防旗营流落到京城的，我是将她这样进入京师的旗人家庭，也作为北京旗人群体的一员而收入这部书中的。

文毓秋：名文铭(毓秋是她参加革命前的曾用名)，1921年11月28日生于杭州，2010年8月20日逝世，享年90岁。

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时是北平市立女一中的学生，年15岁。七七事变后，到武汉，参加了位于鄂东黄安七林坪的红军训练班。1938年5月参加八路军的115师到山东，在文工团演过话剧，扮演过曹禺的话剧《雷雨》中的繁漪。解放时随三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从山东到上海，被批准转业，先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后调到华东局宣传部，并在上海艺术学院担任领导工作。最后调到黄浦区文化局任编导，在那里以副局级待遇离休。90岁逝世，葬于上海革命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