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父亲的一生（第2/3页）

定：怎么不把粪霸取缔了，就由着他们为非作歹？

亚娴：那不行啊，就是为了管他们，才成立这个粪便事务所注207。

定：管得了吗?

亚娴：能管得了，那阵儿人也不像现在，还都服从管理。我父亲不是他们那种旗人，他受过苦，不是那种公子哥儿似的。我父亲很利落，也挺能干的，脑子特清楚，文笔也好，口才也好，为人也比较爽快热情，所以他交的朋友还是不少。]

亚男：我父亲在粪便事务所一直干到1943年。那时候是敌伪时期了，成立了一个华北物资物价特别委员会。市卫生局的一个领导，可能叫侯毓汶，请我父亲过去做秘书，这样就从粪便事务所离职到那儿去了。但是这个(委员会)到年底，12月，就解散了，就又重新改组了。然后我父亲可能还是通过侯毓汶，又到教育局去了，也是搞文稿工作。他不会别的，就是写的文稿特别好，人家都欢迎他。先头好像是在人事组，最后在教育局，濒临解放前夕吧，他做到局长办公室的秘书，还是局秘书我就闹不清楚了。一直到解放以后他还在那儿。

我父亲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从教育局又分配到工农干校注208。工农干校是解放以后新成立的，最初就在西单商场北边点儿，就是西单北大街的大街上，再后来这学校搬到白堆子注209这边来了。他就做个总务处的事务员，他不甘心。后来有一个表兄的儿子，是我父亲的表侄，跟我是同辈儿的，是爱新觉罗家的，那个爱新觉罗是我父亲的祖母。他在北师大工作，听说我父亲文笔好，就把他从工农干校介绍到北师大去了，也还是搞文秘，可能是校长办公室秘书这一类的。

[亚娴：解放以后他算国民党的留用人员，就比较坎坷了。我们有一个亲戚，姓金，是个旗人，我们家认识旗人多啊，就说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要一个秘书，推荐我父亲当秘书去，我父亲也不了解解放后的政策，关系怎么转法也不清楚，嘿，人家就走了，也没转关系，到师范大学才知道关系没转，就找姓金的，也没给办成。]

袁：所以我姥爷和启功他们挺熟，他们算的辈儿，启功管我姥爷得叫叔叔。

定：北师大当年有那么一帮子遗老啊。

袁：对。

亚男：我父亲为什么从北师大下来？一个是他身体不好，老生病，左病右病。一个是赶上“反右”，大鸣大放注210。他是为点儿什么事儿啊？我那四祖父跟他住同院儿，就是原来在河南做县长的那个。

定：就是那个婶特别厉害不给饭吃的那个？

亚男：对对。我母亲去世以后我父亲又结婚，就在小水车儿胡同找的三间东房。他老说我还是住东房好，我这命就得住东房，那个院儿挺好的。正好我那四祖父就住三间西房，在一个院儿里头，这老头也是，按说岁数也不小了吧，那时候人都老，我也闹不清他多大岁数，跟我父亲正好住一个院儿，说要写个什么“法治国家”，要立法。

定：那老头他是干什么的他写这个？

亚男：他不是县长吗。再后来做什么我不太清楚……结果我父亲就帮这老头俩人写了这么一个东西，送哪儿去了不知道，可能就为这个，人家彻底不要他了。他不够退休年龄，人家就动员他离职，那时候离职的正式文件好像都还没出来呢，就给他点儿离职费，这后来就回家了。

定：为什么呢？您父亲什么性格呀？

[亚娴：爱说。爱主持正义。看什么不对他都要发表议论，是这么个人儿。稀里糊涂就把我父亲打发回家了，也没退休金。1958年以后，就是我、我姐姐跟我弟弟我们仨人养活我父亲。我父亲一直到1977年才去世，73岁。]

定：那您母亲他们那一支呢？

亚男：我母亲姓关，他们家是旗人，就是北京的。我姥爷原来在西城区警察署，很多旗人后来都做警察了。

我母亲的母亲早去世了，从我认识姥爷家，就是后姥姥。但是后姥姥人特别好。自己没女儿，自己就俩儿子。可是对三个女儿，都不是她的，都挺好的，你看不出来继母样儿。我们去也都亲热着呢。可是对儿媳妇差点儿(笑)，脾气大。大儿媳妇二儿媳妇，因为我也大了，就是我大舅妈二舅妈，看着在家是受气。

定：人家那不是不好，就是规矩大。

亚男：对，该说就说。也不是打人骂人的。我两个姨都没什么文化，上没上过小学我也没问过，我母亲后来跟我父亲结婚这么多年受熏陶，也能看看报纸了。我两个舅舅，那个大舅好像还上的高职吧。

[亚娴：我母亲1952年就死了，脊椎结核。我们旗人管奶奶叫太太，管父亲叫阿玛，到我们这辈儿就改了，管母亲叫娘了。我母亲脾气暴，但心眼好，很热情，很能吃苦，到解放前夕那一段困难，我母亲老有病，40多岁就死了。我父亲1952年就又跟我继母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