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贾耽《皇华四达记》所记《广州通海夷道》（第2/3页）

以义净为例，他于咸亨二年（671）离开广州光孝寺，随波斯舶出海南行，经约20余日，到达室利佛逝（Srivijaya），即今印尼苏门答腊之巨港，在当地停留约半年。次年复乘当地国王的船舶，向西航行15日，到达末罗瑜国（Malayu），即马来半岛的南端，于此再停留约2个月，换乘其他船北上航行15日，抵羯茶国，即今泰国所属马来半岛之吉打（Kedah）。同年十二月，由此经安达曼海，越孟加拉湾，航向东印度。（注：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王邦维校注本，第152—153页。）

2.贾耽与《皇华四达记》

贾耽（729—805），字敦诗，沧州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人，曾任鸿胪卿（职掌接待外国使臣的官员），检校司空（专管校勘书籍，纠正讹误的宰相）等职。是唐代中后期著名地理学家和地图制图学家。他以裴秀制图六体说撰成《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陇右山南图》、《贞元十道录》、《皇华四达记》及《吐番黄河录》等。他在55岁时组织画工绘制《海内华夷图》，全图幅面约10平方丈，耗时17年，完成了这个巨幅唐代中国全图，是继裴秀之后又一伟大的地图作品，在中国和世界制图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具两大特点：一是注重外国部分的编绘，二是注重历史地理的考证，古今地名分色绘制。可惜此图已失传，但它的缩印本在南宋刻石为《华夷图》。

贾耽在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当了13年的宰相。因职务关系，负责接待各国来华使者，有机会调查使节下番和来华的路线。《古今郡国道县四夷述》40卷和《皇华四达记》10卷这两部书的资料即来源于此，可惜现已失传。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地理志》时，摘录他的《皇华四达记》，其中的“广州通海夷道”的主要内容因之得以保存至今。

《广州通海夷道》，详述了下番船舶由广州出航后前往西域之途，为《旧唐书·地理志》所无。它是一份有关西太平洋—印度洋海上东西交通的详细的说明资料。提到从广州前往大食的航海路线是：

从广州出航后先东南行驶出珠江口，转向西南方经数日绕过海南岛东岸，再西南行贴近越南沿海，至占不劳山（今越南岘港以东之占婆岛），南行经陵山（今越南归仁以北的燕子岬）、门毒（归仁），然后西南行经奔陀浪（今越南藩朗），军突弄山（今越南昆仑岛），航行5日越暹罗湾至海峡（今马六甲海峡）。沿海峡西北行，出峡后经婆国伽兰洲（今印度之尼科巴群岛），向西驶过孟加拉湾，抵达狮子国。由此往大食有两条道：

一道沿印度西海岸北上，经至弥兰大河（今印度河）河口，复西北行入波斯湾，至弗利剌河（幼发拉底河）河口。

另一道从狮子国沿西北向横渡阿拉伯海至三蓝（今也门之亚丁），由此沿阿拉伯半岛南岸东北行，绕阿拉伯半岛东北角达波斯湾口之没巽（今阿曼东北之苏哈尔），驶入波斯湾，沿波斯湾东岸而行，至弗利剌河河口与第一道相汇合。（注：《新唐书·地理志七》。）

这一段航程中，从狮子国启航时的目的港“三蓝”最为引人注目。关于其今地，研究中国航海史的专家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日本学者前岛信次考出今也门亚丁（Adin）的古名为Saram，即此“三蓝”。可见贾耽记载的航路中，从狮子国启程时，并非如一般人所设想的沿印度次大陆西海岸北上，再沿阿拉伯海北岸西行，进入波斯湾，而是径直从斯里兰卡直航红海海口，这是特别值得注意之处，这证明在这个时代中国海船的远洋直航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早在魏晋时代法显归国时，所乘海船就有从狮子国横穿孟加拉湾，直航今印尼苏门答腊岛的记录，隋代常峻出使赤土国时，也曾从越南南端的昆仑岛向西横穿暹罗湾直达今马来半岛。贾耽时代中国海船不但在暹罗湾和孟加拉湾继承了前代水手的航海术，而且进一步具备了从狮子国向西横越今阿拉伯海的能力。因此可以说，在唐代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水域中，中国海船可以说已是无远而弗届。

3.面向海洋的国际大都会广州

贾耽所记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广州为起点不是偶然的。唐代全国均以布帛、铜线为交换媒介，而广州因为外夷人口多，经济深受国际贸易影响故以贵金属金银为货币。外番人聚集广州日久形成自己的居住区，史称“蕃坊”，其地点在今广州火车站向南数站地之处，今怀圣寺（清真寺）“光塔”所在地附近。外夷人集中的蕃坊的存在不仅见于汉文记载，也见于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著述。

居于此处的侨民多为来自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从事贾贩。黑衣大食（阿巴斯王朝）阿拉伯著名学者查希兹（al-Jahiz，776—868）撰《商务的观察》（又译为《生财之道》），开列了从中国输入的货物有丝绸、瓷器、纸、墨、鞍、剑、麝香、肉桂，动物中的孔雀等等。穆斯林学者撒阿利比（al-Thaalibi，961—1038）在《珍闻谐趣之书》说：“阿拉伯人习惯把一切精美的或制作奇巧的器皿，不管原产地为何地，都称为‘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