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汪大渊与其他往来东西的海内外旅行家（第3/3页）

《岛夷志略》对后世航海家有深刻的影响。明朝永乐年间，随郑和七下西洋的马欢在出海时，曾将此书带在身边，随时随处对照，他说：“随其（郑和）所至，……历涉诸邦，……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

汪大渊曾说：“所过之地，窃常赋诗以记其山川、土俗、风景、物产。”《岛夷志略》中大佛山条载：他们的船到大佛山（今斯里兰卡）附近，采集到珍贵的奇异珊瑚，汪氏很兴奋，“次日作古体诗百韵，以记其实。”这部书中多处记载了华侨在海外的情况，例如泉州吴宅商人居住于古里地闷（今帝汶岛）；元朝出征爪哇部队有一部分官兵仍留在勾栏山（今格兰岛）；在沙里八丹（今印度东岸的讷加帕塔姆），有中国人在1267年建的中国式砖塔，上刻汉字“咸淳三年八月毕工”；真腊国（今柬埔寨）有唐人；渤泥“尤敬爱唐人”；而龙牙门（今新加坡）“男女兼中国人居之”；甚至马鲁涧（今伊朗西北部的马腊格）的酋长，是中国临漳人，姓陈，等等。

以上所述证明，明初郑和航海不是偶然发生的，其基础是古代中国与东方的海上活动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