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3/7页）

本编集中讨论3—6世纪（三国至南北朝）四百年内若干场南北政权之间的重大战役，包括战前的战略决策、战争过程中的战役执行情况，以及各种现实因素对战局进程的影响。代表南方军队北伐战争的战例，是东晋桓温对前燕的北伐，刘裕对南燕、后秦的北伐；代表北方政权南伐及统一中国的战例，则是3世纪的西晋灭吴之战和6世纪的隋灭陈之战。本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战例进行探讨：

第一，考察政治文化因素对战争的影响。人类社会的阶级、民族区别和政权对立都曾是导致战争的原因，这在3—6世纪的南北战争中表现得极为明显。政治体中不同人群的利益驱动、精神追求更会决定战争的发动以及具体作战形式。例如东晋士族苟且、贪生怕死的作风，导致对北方战争长期处于被动局面；而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兵军人集团，则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风貌，这导致了桓温北伐与刘裕北伐的不同结局。此外，政权的组织形式、政治模式的区别，也导致战争动员程度、战术运用水平的差异，从而产生不同的战争和政治后果。

第二，地理环境因素对战争行为的制约作用。本编重点讨论长江在南北对峙中所起的地理阻隔作用，以及晋、隋统一战争如何克服长江天险；在桓温、刘裕北伐部分，本书也重点讨论南方北伐军队如何借助北方的河流和雨季，以及用人工开挖运河的方式进行军事运输。通过这些战例可见，高明的战略家会利用各种手段克服自然环境的约束，地理对政治、军事行为只有一定的影响作用，而不是决定因素。

第三，统帅意志、能力的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发展的或然、不确定性。战争行为都遵循自上而下的指挥原则，所以最高统帅的意志、能力及对局势的判断会从根本上影响战局。战略决战的胜负则会直接导致政权的兴亡，由此带来宏观历史发展进程的转折。少数人的决策造成对社会的普遍影响，这是战争史与其他经济、文化、制度等专门史最大的不同。这个特点又带来历史发展的或然性、不确定性。许多影响历史进程的重大战争，成败往往由于统帅的一念之差而定。比如西晋灭吴之战，晋武帝司马炎指定的各战区统帅意见不一，如果司马炎、王濬对局势的判断稍有迟疑，都会导致伐吴之役中止，南北分裂的局面将继续下去。前秦试图攻灭东晋的战争，秦军本来占有绝对优势，但苻坚在淝水一战的决策失误，导致南北分裂的局面又持续下去。所以本编在探讨重大战争战役的进程时，试图摆脱各种决定论、先验论的约束，再现战事进程具体环节，以及当时可能出现的种种后果。只有梳理清楚这些，才能理解当时战争统帅决策的高明或者昏聩之处，并为当前的决策行为提供借鉴。

第三编，“成功转型与积重难返：南北朝的战争与政权”。

本编主要讨论南北朝时期战争与政权、民族、社会的关系，包括北魏政权的转型与战争模式的变迁；南朝的财政、政治与战争的关系。

4—6世纪长期的对峙战争，和南北方政权形态有着密切关系，这集中表现在政权维持战争的形式上，包括骑兵、步兵、水兵等兵种的组建，兵员与战争物资的筹措，以及军事将领在政权中的地位等等。北方政权的建立者多出自游牧族（即使并非完全游牧的氐羌等西北民族，畜牧在其经济生活中也占较大比重），早期政权形态也保留着较多草原部落制特征。但如果北方政权试图将战线推进到淮河、汉江流域，必须以步兵为主力，采取稳定而持续的推进战略。这需要北方民族政权加强对中原汉地的统治，用中原的战争方式、资源维持对南战争，即北方政权形态实现从游牧族到“中原化”的转变。只有北方政权实现对中原的有效控制和管理之后，才能够对南方政权形成实质威胁。

在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刚刚驱逐后燕、入主中原时，还是以骑兵为主的游牧族作战方式，不擅长攻城，拓跋人也不擅长管理农业地区，导致战事旷日持久，对河北城乡造成了惨烈的破坏。随后数十年里，北魏逐渐积累了一些管理农业地区的经验，步兵数量和攻城技术有所提高，使得太武帝拓跋焘能攻灭周边的北燕、夏、北凉等政权。再几十年后，北魏更加习惯统治农业地区，又攻占了山东和河南北部。到魏孝文帝改革之后，北魏政权几乎全面汉化，兵种数量以步兵为主，所以战线南推到淮河—汉中一线。

后世的金、元、清等政权，向南扩张的程度，也与其对汉地统治的深度有直接关系。所以成吉思汗虽然西征万里，席卷大半个亚欧大陆，但未能深入中原，更不用说江南；而灭南宋占领整个中国，要到其孙子忽必烈时期，那时蒙古人对汉地的统治技术已经大大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