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骑兵冲击战术的发展期（东汉到西晋）（第9/13页）

及其将葬，时贤无不毕至。孙楚……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我为卿作之。”体似声真，宾客皆笑。楚顾曰：“诸君不死，而令王济死乎！”[93]

王济只是西晋士族中昙花一现的异类，晋武帝晚年也沉溺于酒色无所作为，西晋上层由此错过了一个吸收游牧族鲜活、勇武的文化改造自身的机会，即陈寅恪所谓“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94]，士族阶层的腐朽堕落终于酿成西晋王朝瓦解，游牧族入主中原。

八王之乱中的具装骑兵

晋武帝之后的惠帝（290—306年在位）智力低下，宗室诸王掌握各地军权，互相间矛盾加剧，终于演化为争夺朝廷控制权的内战。战争从301年到306年，历时五年之久，主要发生在以京师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下面讨论骑兵在这五年内战中的表现和作用。

惠帝时期的诸王内战中，骑士和战马都披铠甲的冲击骑兵—“铁骑”日益成为陆战主力。当时第一支投入战争的铁骑部队，来自301年控制洛阳朝廷的赵王司马伦，为对抗驻扎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进攻，遂派出军队迎战，史载这支军队“精甲耀日，铁骑前驱”[95]，应属驻守京师的禁军。因为各将帅互不统属，各自为战，被一战击溃，成都王颖成功进占洛阳。

当时黄河下游的冀州地区分布着大量官牧场，冀州刺史李毅服从司马颖领导，这些牧场都在成都王颖的控制之下，应当为他提供了很多骑兵。击败赵王伦之后，司马颖也很快拥有了自己的铁骑军队。303年司马颖进攻控制洛阳的长沙王乂，其部下将领发生内讧，陆机逮捕了孟超属下的一名军官，“超将铁骑百余人，直入机麾下夺之”[96]。这些铁骑在战争中的表现，史书却没有记载。另一位控制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麾下也有较多骑兵，因为关中紧邻羌胡地区，历代朝廷都有从羌胡中征调骑兵的习惯。就在成都王颖进攻赵王伦时，司马颙也投机倒向成都王颖一方，派出一支铁骑部队接应。不过这支部队刚行进到潼关，司马颖一方就已经占领了洛阳。[97]

从史料看，当时铁骑的数量并不多，在骑兵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比如304年，河间王颙部将张方挟持了惠帝朝廷。为了表示对朝廷的尊敬，张方军队先驻扎在洛阳城外。但当敌对诸王军队逼近洛阳时，张方想挟持惠帝到关中，遂带兵进入洛阳城内：“其夜，方悉引兵从西明、广阳诸城门入，自领五千骑，皆捉铁缠槊击。”[98]这段记载出自当时的亲历者卢綝，现场感较强，对张方骑兵的描写很具体，但没有提到战马披铠甲，可见并非铁骑武装。但对于经常冲锋陷阵、对抗步兵的中原骑兵，非常需要能为马匹提供防护的甲胄，只是因为马铠（具装）成本太高，无法普遍装备。但士兵们想出了各种变通的办法。这次朝廷迁徙中，张方的“军人便乱入宫阁，争割流苏武帐而为马帴”[99]。马帴是披在马背上、垂及马腹的毡、革制品，装饰性比较强，但此时军人争割帐幕为马帴，主要是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给战马提供一点保护。十余年后，鲜卑段文鸯与石虎（石季龙）军队作战，孤军被围，石虎命令部下必须活捉段文鸯：

（文鸯）遇马乏，伏不能起……遂下马苦战，槊折，执刀力战不已。季龙军四面解马罗披自鄣，前捉文鸯。文鸯战自辰至申，力极而后被执。[100]

这里的“马罗披”就是马帴。可见在激烈的白刃肉搏战中，这类粗糙织物的防护作用尤为珍贵。

太安二年（303年）冬，在长沙王乂与成都王颖部下马咸的战斗中，还出现了一种比较独特的骑兵冲击战术：“乂司马王瑚使数千骑系戟于马，以突咸陈，咸军乱，执而斩之。”[101]此举造成成都王颖军大败。《太平御览》引王隐《晋书》所言更详：

马隆子咸为成都王前锋陆机攻长沙王乂于石桥。将士器仗严利。长沙王所统冠军司马王瑚率众讨咸，咸坚不动。瑚乃使数十骑下马、缚戟于马鞍头，放令伺咸，又使数十骑各刺所放马，马惊奔咸军，军即坏。瑚因驰逐猛战，临阵斩咸。[102]

可见王瑚骑兵初次攻击马咸时，因敌军阵严密无法冲破，但第二次用无人的战马冲击时，则成功陷阵。这说明前次未能成功的原因，主要是骑士怕死畏战、不敢硬冲所致。王隐《晋书》载参加冲击的战马是“数十骑”，《资治通鉴》则为数千，应以王隐《晋书》为是，因为其出现两次，较为可信。且数千匹战马也难以驾驭控制。这几十匹战马只是起首轮冲破敌军队列、创造进攻机会的作用，真正打击敌军还要靠主力部队随之“驰逐猛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骑兵使用的武器都是“戟”，而非更适合骑兵冲击作战的矛或者槊。如果不是史书用文学化修辞造成混淆的话，这显示这支禁军骑兵仍有不完全适应冲击作战的特点。总体来说，在八王之乱中，中原骑兵的表现乏善可陈。这应当与西晋建立以来重文轻武，当权士族阶级腐朽堕落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