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骑兵的马镫战术革命与北方民族政权转型（第11/16页）

从另一个角度看，在猗卢一代，由于和西晋的联系及对外扩张的势头，拓跋部首领权力集中的速度很快。305年，猗㐌为司马腾抵御匈奴军，被司马腾假授“大单于”之号。[102]这种来自中原的封赠，是对游牧部族走向权力集中的一种诱导。不久，猗㐌、禄官相继去世，猗卢“遂总摄三部，以为一统”[103]，拓跋部族政治权力逐渐变得集中。310年，猗卢又为刘琨作战，晋怀帝朝廷遂正式进封猗卢为大单于、代公，认可并鼓励其作为拓跋部的最高统治者。《魏书》的《序纪》和《刑法志》都有猗卢明刑峻法、强化首领威权的记载，唐长孺先生从“封建化”的角度对其做过精彩论述。[104]伴随着这一过程，应当有拓跋人对骑兵冲击战术的初步适应。

当然，拓跋部的集权化历时数代人，中间几经反复，其军事实力未发生质的提高，所以拓跋部先成为石虎后赵的附庸，又被苻坚前秦征服。直到前秦崩溃后，拓跋珪带领族人重新立国，才完成了拓跋部的政治集权，[105]其骑兵战术也随之发生了革命性转变。在395年，拓跋珪袭击后燕慕容宝军于参合陂：

宝众晨将东引，顾见军至，遂惊扰奔走。太祖纵骑腾蹑，大破之，有马者皆蹶倒冰上，自相镇压，死伤者万数。宝及诸父兄弟，单马迸散，仅以身免。于是宝军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羁矣。[106]

拓跋军队“纵骑腾蹑”，显然是直接冲击甚至踩踏燕军。仅仅骑射难以给燕军造成崩溃性打击。此后短短数年之内，拓跋军队驱逐慕容氏入主中原，制胜关键也是骑兵冲击战术。例如397年，双方苦战于河北平原，燕军对拓跋军营发起夜袭，拓跋珪则在集结兵力后“纵骑冲之，宝众大败，斩首万余级”[107]。一位与拓跋珪同时的将领拓跋虔的表现，可以管窥当时骑兵作战的细节：“虔常临阵，以矟刺人，遂贯而高举。”[108]可见拓跋骑兵至此已熟练掌握使用长槊进行冲击战术。与近百年前的猗卢时代相比，此时的拓跋军队战斗力已经有了革命性提高，除了权力结构的中原化，战术革新显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09]

限于学力，本书讨论的时间下限止于南北朝，不涉及隋以后，本书得出的结论也未必适用于隋唐之后。但有些问题需要说明：（一）骑兵冲击战术出现之后，弓箭仍是骑兵重要的辅助武器，游牧族骑士尤其重视骑射。比如创建莫卧尔帝国的蒙兀儿领袖巴布尔，从他的回忆录可见当时突厥化蒙古人对骑射和马上肉搏战都非常擅长。[110]清人在入主中原之后，也长期把“骑射”作为八旗军的基本技能。（二）骑兵冲击战术虽然在十六国南北朝时已完全成熟，但隋代之后的草原游牧族，仍不一定全盘接受骑兵冲击战术，也未必都建立起中原模式的政权体系。这和他们与农业社会交往的程度，以及是否准备攻占农业社会有直接关系。比如隋和唐初的突厥人，李渊对他们的描述是：

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警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111]

这和《史记》中匈奴人骑射作战的记载非常相似，似乎冲击战术并不普及，如巴菲尔德所言，突厥人也只满足于对中原的“敲诈”或劫掠，没有入主中原的打算。到8世纪，回纥人称雄草原，并曾出兵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他们在会战中往往以少量兵力一举击溃敌军，应当是运用了骑兵冲击战术（唐代史书中较缺乏回纥人作战的细节）。但回纥人也没有入主中原的计划，只靠为唐朝充当雇佣兵获得大量馈赠。在唐代后期的内战中，沙陀骑兵以高效的冲锋陷阵著称，而且他们在五代时确实建立了自己的中原政权。到13世纪横扫亚欧大陆的蒙古人，骑兵冲击是他们占领农业社会的制胜法宝，南宋人对蒙古人战术的记载：

交锋之始，每以骑队轻突敌阵，一冲才动，则不论众寡，长驱直入，敌虽十万，亦不能支；不动，则前队横过，次队再冲；再不能入，则后队如之。方其冲敌之时，乃迁延时刻，为布兵左右与后之计。兵既四合，则最后至者一声“姑诡”，四方八面响应，齐力一时俱撞。此计之外，或臂团牌，下马步射。一步中镝，则两旁必溃，溃则必乱，从乱疾入……敌或森戟外列，拒马绝其奔突，则环骑疏哨，时发一矢，使敌劳动，相持既久，必绝食或乏薪水，不容不动，则进兵相逼……[112]

可见蒙古骑兵射箭和冲击技术并重，射箭主要是骚扰敌军，冲击则是击溃敌军的最终手段。在铁木真一代，蒙古人的集权化过程之迅速、扩张之剧烈，在人类历史上都属首屈一指，巴菲尔德将其归因为蒙古人缺少部族联盟传统的牵制，以及铁木真早年的坎坷经历。[113]所以，北方游牧族对是否接受骑兵冲击战术，以及是否进行中原化的集权建设，是有自己的选择余地的，除了他们与农业社会交往、受影响的程度，一些个人化因素也会对历史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