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骑兵的马镫战术革命与北方民族政权转型（第3/16页）

杨泓根据八个战国到唐代马鞍具（有些包括马镫）的考古样本，提出了马鞍具从“坐垫”到“高马鞍”的变化过程。[20]（见图2）在武威雷台墓葬出土的铜马、骑兵像，也有相对较高的马鞍造型，但又不如西晋长沙墓陶俑和安阳十六国鲜卑墓马鞍实物高（见图3），属于先秦汉初到两晋之间的过渡类型，以往研究者将雷台墓断定为东汉末期，最近又有学者提出当属西晋墓葬。[21]本书认为，从马鞍形制的变化过程来看，以东汉末期比较合理。美国学者顾传习也指出了这种高马鞍与冲击战术的关系：“……我怀疑，雷台这种包裹着骑手臀部的鞍头和鞍尾形制，也是出于同样原因发展起来的。换言之，即方便马上的战士使用矛或者戟；因为雷台铜像所用兵器正是矛和戟，并且鞍具也有此特色。”[22]但加高的马鞍给骑手上马造成很大不便，这正是马镫出现的诱因，即协助骑手上马之用。根据3—4世纪的文献和考古材料，基本可以勾勒这种技术手段的发展脉络。

图2 战国到唐代的“马鞍具演变示意图”（杨泓：《中国古兵与美术考古论集》，第145页）

图3 武威雷台墓中的铜马与骑士造型（《武威雷台汉墓》图版三）

第二节 骑兵冲击战术的成熟：马镫与马槊

从单马镫到双马镫的历程

在吴赤乌二年（239年），东吴交州牧吕岱平定一场叛乱，当时他年已八十，有人写信恭维他：“又知上马辄自超乘，不由跨蹑，如此足下过廉颇也”[23]。从信件行文判断，当时上马应当有了某种辅助工具，可以帮助骑手“跨蹑”，吕岱不服老而故意不用，才直接跳上马背。[24]信中引用老年廉颇被甲上马的典故，但战国时代尚无单马镫，廉颇展示的只是一名普通骑手的必备技能，而吕岱是有辅助手段而不用，才引起了时人的惊异。联系考古成果可以推测，在吕岱的三国时期，辅助骑士上马的单马镫可能已经出现。

目前考古所见较早的单马镫造型，是西晋永宁二年（302年）长沙墓葬的随葬马俑，在吕岱平乱之后六十三年，其中有四尊陶马俑的左侧都塑有一个三角形马镫，骑者的脚也未在镫中，所以发掘报告作者推测“是供上马时踏足之用，骑上之后则不用镫了”[25]。（见图4）考古实物并不代表这种技术出现的最早年代，现在出土的也未必是制作最早的单镫陶俑作品，这中间存在几十年的时间差很正常。所以可以推测，在公元240年代的三国鼎立时期，用于辅助上马的单马镫已开始运用。

图4 长沙西晋墓的陶俑，高马鞍和单马镫组合（《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图版十一、十二）

从长沙西晋墓的陶俑可见，这个时期马鞍的鞍桥极高，前后鞍桥之间非常狭窄。这种结构可以给骑手提供较稳定的依托，但确实也给上马造成了极大不便。出土陶俑的单马镫都在马体左侧，人都习惯从马匹左侧上马，这也可以旁证单马镫为辅助上马的工具。吕岱所在的交州和出土陶马的长沙都在长江以南，并非战马原产地和骑兵战术普及之地，对这个现象可以用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一说它们更能证明单马镫在整个中国文化圈的广泛运用；也可以说，是对骑马并不熟悉的地区首先发明了这种辅助上马工具，然后才向其他地区扩散。由于出土材料尚比较有限，目前难以做出定论。

但可以确定的是：从三国后期到西晋时，正是高桥马鞍与单马镫组合的盛行时期。[26]骑手在驰骋时将一只脚放在单马镫中，也可以获得一些支撑。当骑手意识到这一点时，双马镫便顺理成章地出现并普及了。罗宗真先生对此的解释非常有见地：“到魏晋南北朝时为了更好的骑坐稳当，马鞍才前后起桥，鞍桥直立，称‘两桥垂直鞍’……到了这个时候，马具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件，随着高桥马鞍的出现而产生，这就是镫。”[27]

考古材料提供的双马镫普及时代，也是4世纪的东晋十六国时。南京象山东晋墓7号墓出土一尊陶马俑，“两侧有镫”，应是双马镫的较早代表。[28]1954年西安草场坡1号墓出土了一组铠马陶俑，明确塑有双马镫造型，以前考古学者认为是北朝墓葬，现在逐渐改为十六国的前后秦时期。[29]至于较早的双马镫实物，则是辽宁北票出土的北燕太平七年（415年）冯素弗墓。[30]

图5 孝民屯十六国鲜卑墓中的马具实物复原图，高马鞍和单马镫组合（《安阳孝民屯晋墓发掘报告》图版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