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东吴的江防作战与晋灭吴之战（第8/13页）

在第一阶段的战事中，各路伐吴军队所遇到的抵抗很强烈，且都有较大战果，但各路统帅对于战事进度的意见并不一致，其中最关键的争执，是能否顺利渡江。在第二阶段，晋武帝已明确指示王濬舰队攻占建邺，但未能及时厘清王濬舰队与下游陆路诸军（主要是中线扬州都督王浑）的指挥关系，导致王濬与王浑发生争执。下面将重点分析西晋高层对于伐吴进展的预判，以及在实战过程中的抵牾。

第一阶段战事

据《晋书·武帝纪》，晋武帝于咸宁五年（279年）十一月诏命前线各军展开全面进攻。由于诸军进入临战需要一些时间，加之原边界距离吴军重要城垒尚有一定路程，所以到次年正月、二月才进入激战阶段。

关于王濬舰队启程的时间，《华阳国志》卷八载为咸宁五年（279年）“冬，十有二月，濬因自成都帅水陆军及梁州三水胡七万人伐吴”[58]。《晋书·王濬传》则载为“太康元年正月，濬发自成都”。自建平郡（今巫山县）以下的三峡江段都由吴军控制，吴军预先在峡中“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距船”，而羊祜尚在世时已从吴军俘虏口中获悉这些布防地点，所以王濬舰队已有针对性措施，顺利通过三峡江段。[59]这表明在益州舰队的下江行动中，荆、益两州保持着密切的协作。

按照晋武帝战前的诏书部署，王濬舰队在驶出三峡，进入荆州江段后，便开始接受荆州都督杜预的指挥（节度）。[60]二月三日（庚申），王濬舰队攻克江北重镇西陵，继续沿江而下，攻击两岸吴军。

自襄阳南下的杜预所部，正月时已包围了吴江陵城，但一直未能攻克。杜预遂派一部兵力沿长江北岸向上游进军，以便接应王濬舰队；同时又派少数兵力偷渡长江，“奇兵八百，泛舟夜渡”[61]，埋伏于乐乡城外。乐乡是吴军在长江南岸最重要的军事要塞，且是其长江舰队停泊基地。当上游吴军被王濬舰队击败，逃入乐乡城内时，杜预所遣伏兵随之混入城内。王濬舰队于八日（乙丑）抵达乐乡城外江面，与吴军舰队展开会战，将其尽数歼灭，吴荆州舰队统帅“水军督陆景”被俘。[62]王濬军与城内伏兵里应外合，于当日攻克乐乡。此战彻底消灭了吴军长江上游的水上力量，使得江北吴军孤立无援，杜预军遂于十七日（甲戌）攻克江陵。

至此，吴军在长江上游的重要据点已全部被晋军攻占。

同时，指向长江中游的荆州军（江北都督胡奋）、豫州军（刺史王戎）也逐渐进抵江边，围困夏口和武昌二城。下游的扬州都督王浑、徐州都督司马伷所部，也基本肃清了江北吴军。战线基本推进到长江一线。

但自全面进攻开始以来，贾充一派从未停止对伐吴前景的质疑：

众军既进，而未有克获，贾充等奏诛华以谢天下。帝曰：“此是吾意，华但与吾同耳。”时大臣皆以为未可轻进，华独坚执，以为必克。[63]

张华本传未载此事具体时间，《资治通鉴》则将其放在平吴之后，属于倒叙，亦无法查证具体时间。本书认为，此事应发生在战事开始后至二月中旬之间。因为在王濬军攻克乐乡之前，晋军的进展颇不乐观：杜预军攻江陵、胡奋军攻夏口、王戎军攻武昌，都难以破城；司马伷、王浑两军虽扫荡江北，但临江而不敢渡，使战局有陷入拖延的趋势。张华、杜预、王濬等力主伐吴者，显然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只有在王濬舰队攻克乐乡后，才取得了在长江南岸的第一个重要据点，江北的江陵也在九天后攻克，战局才呈现出转机。

在王濬的益州舰队驶出三峡，即将与杜预的荆州陆军会师之际，指挥权问题也在凸显。开战之前，晋武帝已经做出部署：“诏书使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杜预到任荆州尚不到一年，而王濬在益州经营已有八年之久，只因为杜预与皇室有亲，官品也高于王濬，才有这种安排。

如果杜预在王濬舰队归入自己麾下之后率部登舰，直取建邺，必将建立灭吴首功。但杜预从大局出发，做出了不和王濬争功的姿态。他判断：如果王濬舰队能够从三峡攻克沿途要塞，开到江陵与自己会师，那么早已功勋卓著，自然不甘心受制于人；如果王濬舰队无力攻克吴军诸要塞，也就无法赶到江陵一带与荆州军会师，更谈不上接受自己指挥的问题。早在获悉益州舰队攻克西陵时，杜预便写信给王濬，鼓励他顺江直下，径取建邺，“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王濬得此信后大悦：这解除了他被人抢功的顾虑，正可以放开手脚建功立业。为了向皇帝暗示这种心情，他还专门将杜预的信件转呈武帝，希望武帝能让自己放手一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