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北魏开国初期的战争模式（第6/11页）

当边境部族产生离心倾向时，北魏政权往往将其迁徙到内地驻防，既使其脱离本土不易反叛，又可监视驻地民众，收到互相牵制之效果。在太武帝时，“北部民”试图脱离北魏控制逃入草原深处，被魏军追击俘获，安置到冀、相、定三州为营户，即世袭的军人。[27]孝文帝初年，北方边境的敕勒（高车）又发生叛逃，被魏军俘获的幸存者又被安置到冀、相、定三州或者青、徐、齐、兖四州为营户。[28]但这些北方部族到内地之后，只能放弃其游牧生活方式，作为骑兵的战斗力也逐渐减退。

拓跋鲜卑骑兵（羽林、虎贲、直从）

北魏征服中原之后，部分本民族的拓跋骑兵或成为朝廷禁军，或驻防中原各地，但共同特征都是由国家财政供养，成为职业军人。这种拓跋族亲兵和从中原民户中征发的步兵完全不同。孝文帝初年，宗室元澄上书讨论政事，其中一条就是：

十曰羽林虎贲，边方有事，暂可赴战，常戍宜遣蕃兵代之。[29]

“蕃兵”即从汉地民众中征发的步兵，服役期多为一年期，因其征发原则是成年男子每年需服一个月徭役，遂由十二丁各出绢一匹，补贴一丁服役一年。而职业化的拓跋骑兵称羽林或虎贲，区分自有来历：

世宗行考陟之法，雍表曰：“……武人本挽上格者为羽林，次格者为虎贲，下格者为直从。或累纪征戍，靡所不涉；或带甲连年，负重千里；或经战损伤；或年老衰竭。今试以本格，责其如初，有爽于先，退阶夺级。此便责以不衰，理未通也。……”[30]

这是世宗宣武帝时期之事，但元雍上表引用的是北魏惯例，用拉弓力量将士兵分为羽林、虎贲、直从三级。元雍上表提到这种考评涉及到“退阶夺级”，说明羽林、虎贲、直从都是享有正式品级待遇的职业军人，而非从普通民户中征发的一般士兵。由此也可以理解，北魏后期张彝父子要求将武人排除出吏部铨选的“清品”之列，引起“羽林、虎贲几将千人”烧毁其家。[31]因为羽林、虎贲不仅是职业军人，也是拓跋鲜卑的部族成员，自然不甘心其政治地位被剥夺。普通民众中征发的戍兵不会有这种奢望。

拓跋鲜卑的部族兵分为羽林、虎贲、直从三级，和北魏的军事调发制度有直接关系。太武帝时，曾“诏发天下兵，三分取一，各当戒严，以须后命”[32]。到献文帝末、孝文帝初年，进行军事动员时，“分京师见兵为三等，第一军出，遣第一兵，二等兵亦如之”[33]。这种三等分之法，可能就是羽林、虎贲、直从三级，当有战事调兵时，要按比例调发三等士兵，以保证出征和留守的兵力都不至于过强或过弱。直到清代康熙帝平三藩等战事，驻防京师的八旗兵仍保持这种按比例抽兵出征的做法，应当是北方民族的传统习惯。关于北魏的驻军，还有一条史料很重要：

自太祖平中山，多置军府，以相威摄。凡有八军，军各配兵五千，食禄主帅军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军之兵，渐割南戍，一军兵才千余，然主帅如故，费禄不少……[34]

这是北魏在占领中山之后的驻军。八军，军各五千人，共四万人。其他如邺城等地势必也有类似驻军。此处没有说明这种驻军的来源和身份，但从其设立、驻防时间来看，似属于羽林、虎贲一类部族兵。另外，这些部队在向南方边境调发时，也是采用抽调兵员的方式，而非成建制整体调动。

北魏中前期在河北调发兵力的记载比较多，这种做法可以追溯到太武帝时期。[35]但这些调发的兵力究竟是驻防鲜卑骑兵，还是汉地民户组成的步兵，则多无直接记载，根据有限的材料看，应是骑兵和步兵都有。这里先讨论征发骑兵的情况。如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十一月，北魏关中地区发生盖吴武装起事，刘宋政权给予这支武装很大支持，拓跋焘遂决意报复：

选六州兵勇猛者二万人，使永昌王仁、高凉王那分领，为二道，各一万骑，南略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实河北。[36]

此次调发的二万人都是骑兵，所执行的任务也是拓跋骑兵较为擅长的冬季袭掠，所以应是驻防中原六州的拓跋部族骑兵，和前述中山军府“渐割南戍”的情况类似。次年，北魏为镇压盖吴武装，继续从河北地区调兵：“发定、冀、相三州兵二万人屯长安南山诸谷，以防越逸。”[37]这里未提及兵种，但其任务是驻防秦岭诸山谷，防止盖吴军逃往刘宋方向，只有骑兵适合执行这种机动性较强的工作，所以应当和去年一样，也是驻防河北的拓跋部族骑兵。

汉地调发的步兵

在北魏占领中原之后，特别是在太武帝拓跋焘时期的征战中，军队中开始有一些步兵成分，但在当时的战争中尚无太大作用，其来源亦难根究。但是到拓跋焘晚年与刘宋的大规模战争中，开始有在河北地区征发步兵的记载。就在前一轮调发二万骑兵的四年之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刘宋政权对北魏发动了大规模北伐。为了应对宋军攻势，北魏再次从河北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