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黄金年代（第14/16页）

回头再看黄金年代的劳资谈判安排，基本上是一种皆大欢喜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最佳状况。对当时的雇主而言，业务是如此兴隆，利润是如此丰厚，长期的景气繁荣之下，自然对谈判协商的方式大表欢迎，因为如此更有助于企业从事前瞻性的计划安排。至于工人方面，既有固定上涨的工资及公司福利可得，又有政府从旁不断扩充更为慷慨的社会福利，当然是何乐而不为。政府也有好处，首先，政治大为稳定，共产党元气大伤，失去了着力点（意大利则为例外）。其次，经济环境条件的可测性也因此增加，有利于如今各国开始奉行的总体经济管理。黄金年代的岁月里，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经济表现的确优良，单看其中一项因素足矣，那便是随着全面就业的实现，以及实际收入的不断增加，再加上社会安全福利的推动（需要时自有国家财源支付），大众大量消费的时代终于第一次降临（至于北美地区则早已开始，大洋洲一带可能亦然）。更有甚者，在这个众人陶醉自得的60年代，某些政府甚至莽撞到保证提供失业者（当时很少有人失业）高达原收入80%的救济金的地步。

黄金年代的政策制定，直到60年代末期，仍然考虑以上的政策方针。大战后的各国政府，纷纷走上改革之路。美国有罗斯福主义者；西欧的各原交战国，则一片由社会主义主导或倾向社会民主路线的新气象。其中只有联邦德国例外，因为该国直至1949年才有独立的政治组织及选举出现。1947年以前，甚至连共产党也在各国政府中插上一脚（参见第八章第3节）。而地下抗战的悠悠年月，更使得此时开始崭露头角的保守党派也难逃改革影响，如联邦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直至1949年，该党仍认为资本主义的体制不利于新生的德国（Leanman，1988）。但改革之风如此巨大，保守人士若想逆风而驶必然难上加难。英国的保守党，甚至将1945年工党政府的改革功劳归为己有。

但是有一点很奇怪，那就是改革的风潮虽然盛于一时，但是却迅速停息，不过各国的脚步并不一致。到了50年代的大景气时期，全球各地几乎均由温和保守派的政府所主导。美国（1952年起）、英国（1951年起）、法国（除了一段短期的联合政府时期之外）、联邦德国、意大利、日本六国的政坛之上，左派完全偃旗息鼓。只有斯堪的纳维亚的政权，依然握在社会民主党派的手中，至于其他小国，也有社会主义党派继续在联合政府中共同执政。左派撤退之势，明显可见，它们的退却，并非由于失去社会主义人士的支持，更不是出于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势力的衰退，共产党在法意两国仍是工人阶级的最大党派。[5] 它们的销声匿迹，更与冷战的兴起无关。极少的例外可能是在德国及意大利，前者的社会民主党认为德国统一不靠谱儿，后者的社会民主党则依然与共产党同声出气。当时的每一个人，除了共产党以外，当然都坚决反苏。十年景气里，人们都一致反左，这实在不是一个进行任何重大变革的时刻。

但是到了60年代，各国共识的重心却又开始向左转。这个转变之所以出现，其中部分原因，也许出在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在凯恩斯式的管理学说下日渐退却，甚至在坚持古典阵营的死硬派国家，例如比利时和联邦德国，也不例外。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上一辈的老先生开始退出舞台——这些曾经照管过资本主义一代稳定复兴的前辈：美国的艾森豪威尔于1960年（生于1890年）、德国的阿登纳于1965年（Konrad Adenauer，生于1876年）、英国的麦克米伦于1964年（生于1894年），甚至连伟大的法国戴高乐将军（生于1890年）也不例外，均在这段时期一一告别政坛。一时间，世界政坛上一片返老还童、青春重现之象。事实上对温和左派的人士而言，50年代与他们是如此不投机，而黄金年代的巅峰时期则与他们真正是情投意合，此时，只见他们再度在西欧各国的政府中活跃起来。这股又开始向左转的趋势，部分原因来自选票方向的转移，如联邦德国、奥地利、瑞典等国的选民。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其势更猛，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以及意大利共产党，均于此时达到他们的最盛时期。不过就一般而言，各地选举结果多半仍极稳定——选举的方式，往往过分夸大了规模其实很小的转变。

然而，在政治风气向左转的同时，这十年间的公众生活也出现了一种极大的转变，即在实质意义上完全符合“福利国家”字眼的国家开始正式出现。在这些名副其实的福利国家里，社会福利开支的项目，包括收入水准的维护、民众医疗和教育的提供，成为国家总开支的最主要部分；而社会福利工作者的人数，也是国家机构里人数最多的。以70年代的英国为例，社会福利人员占全国公务员的40%，瑞典更高，达47%（Therborn，1983）。以此为大致衡量标准出发，第一批真正的福利国家约在1970年出现。在冷战缓和的年代里，军费开支的降低，当然也自动促成了其他方面比例的提高，其中尤以美国的例子，最能显示出这项改变的真实性。1970年越战最高峰时，美国学校教职员的人数却首次开始大量多于“国防人员”（Statistical History，1976，II，pp.1102，1104，1141）。到70年代结束，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均变成真正的“福利国家”，其中6国的福利开支占全国总支出的60%以上（分别为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荷兰）。黄金年代终了，如此庞大的福利负担自然造成相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