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文化革命（第7/13页）

50年代与众不同的新奇之处，在于上层与中间阶层的年轻男女——至少在对世界风气日起领导作用的盎格鲁—撒克逊青年中间——开始大量模仿并吸收都市底层社会的人或被他们以为属于这一阶层者的行为事物，诸如音乐、衣着甚至语言皆是。摇滚音乐是其中最突出的例子。50年代中期，摇滚乐突然横空出世，从原本被美国唱片公司列入专以贫穷黑人为对象的“种族类”（Race），或“蓝调类”（Rhythm and Blues）音乐当中，一跃而成全球年轻族类——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白人青少年的世界语言。工人阶层中的时髦小伙子，过去模仿上流社会的高级时尚，或向中产阶级次文化，例如波希米亚式艺术家，暗自效仿，工人阶级里的姑娘更擅此道。可是现在形势逆转，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平民阶层的年轻男女，在市场上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而且反过来，开始领导贵族的时尚。随着牛仔裤的风头大健（男女皆然），巴黎的高级流行时装（haute couture）若不是暂时偃旗息鼓，就是干脆接受失败事实，挟带着自己的响亮名号，或直接或授权，下海做起大众市场的生意——附带一句，1965年，是法国女装业裤装产量超过裙装的第一年（Veillon，p.6）。英国年轻的上流男女，纷纷改掉去原本一出口即可证明自己身份的纯正无误的口音，改用一种接近伦敦一带工人阶级的腔调。[2] 体面的上等男子——上等女子也不甘示弱，急起直追，也开始模仿劳动工人、士兵等职业的粗犷口吻，喜欢偶尔在说话当中带起脏字。这种说粗话代表男性气概的作风，原本绝对是受人鄙夷的下流行为。文艺界也绝不居于人后，某位颇有才气的剧评家，即在广播中用起“干”（fuck）这个脏字。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童话世界的历史上，灰姑娘化身的美女，从此不再需要凭华服丽饰于舞会中夺魁了。

西方世界中上等阶层青年男女的品位，忽然一下子大转弯，改向平民风格涌去。即使在第三世界也有这种趋势，巴西的知识分子即领一时风骚，大力推动原源自平民的“桑巴舞”[3] 。数年之后，则有中产阶级的学生，涌向革命理念的政治及意识形态。两者之间，若有似无，也许有也许没有连带的关系。但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没有人知道答案，时尚流行却常常有预言作用。自由主义气息重新点燃之下，同性恋亚文化慢慢抬头，对流行时装及艺术风尚起了重大的带头作用，影响所及，在年轻男性中间尤为显著。然而不论是性别取向的改变，或喜好品位的日趋平民化，两者都可看作是年轻一代向父母辈价值观反抗的手段；更精确一点说，这是他们在一个上一代的规则价值已经不再适用的世界里，为自己摸索方向的新语言方式。

新青少年文化中带有的强烈废弃道德意识，一旦化为理性语言，其精神面表达尤为清晰，如1968年5月巴黎的口号：“严禁禁止”（It is forbidden to forbid）；以及作风激烈的美国流行歌手杰里·鲁宾（Jerry Rubin）的名言：“凡是没在牢里蹲过的家伙，都不值得相信。”（Wiener，1984，p.204.）照传统的思想来看，乍听之下，这些好像是属于政治性的宣言，其实不然，他们想要废弃的对象，其实跟法律也没有半点关系。政治法律，都不是他们反抗的目标。年轻一代的口号，不过是个人心声、私人感情欲望的公开流露，正如同1968年5月的另一句口号：“我把我的欲望当真，因为我相信我欲望的真实性。”（Katsiaficas，1987，p.101.）他们的欲望，也许以示威、群体运动的方式表达；他们的要求，有时也许甚至造成群众暴动的效果。可是这一切表象的核心，却是强烈的主观感受。“我个人的事就是政治的事”，成为新一代女权主义的重要口号，其效果可能也是多年激进运动中持续最久的一环。其中意义，不只限于政治行为是以个人动机成就为满足，更指出政治面的成功标准，系于其对个人的影响。对某些人来说，所谓政治的定义很简单：“凡是让我烦心的事，都可以算作政治。”70年代一本书的书名，便将此中奥秘一语道破：《胖也是女权主义的论题》（Fat is a Feminist Issue，Orbach ，1978）。

1968年5月还有一句口号：“一想到革命，就想要做爱。”这句话要是落在革命前辈列宁耳朵里，甚至连当年因主张滥交而被列宁痛斥的维也纳共产党人菲舍尔听了必定也会大惑不解（Zetkin，1986，pp.28ff）。反之，60年代和70年代的新一代，即使是那些具有强烈政治观念的激进青年，也一定不能了解布莱希特笔下，早年献身共产国际之士的心情与作为——奔走世界各地传播共产主义，“连做爱时脑子里也想着心事。”（Brecht，1976，II，p.722.）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年轻革命者的心中大事，绝对不在自己能为革命带来什么成就。他们关注的焦点，是他们自己的行为本身，以及其中的感受。做爱与搞革命纠缠不清，难分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