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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斯顿平稳地、谨慎地行事，很少激怒别人，不仅保住了分社的自主权，而且在几年之内还增强了它的特权。他给克罗克的队伍增添了许多新人。很快可以看得出来，这是特殊的一类人，几乎就是从赖斯顿的模子里倒出来的：他们都是瘦瘦的、衣着整洁的记者，个头都比较高，在很好的大学受过教育，生气勃勃。他们善于吹奏管乐，彬彬有礼，对问题不忙于表态，能使人完全消除敌意，并轻信他们。其中大多数人是在美国的中西部或南部长大的，至少他们都染上了小城镇美国人的轻松方式。他们同许多从拥挤的大城市中出来的快言快语的城市色彩明显的人形成显著对照。在纽约为《纽约时报》工作期间，赖斯顿开始像阿瑟·克罗克一样对纽约感到厌恶。克罗克在晚年把纽约看成是一个颓废的、具有攻击性的城市。

赖斯顿与纽约的编辑们不同，他既然雇用了这些人，就不会让他们在没有个性的大新闻编辑部里凋落，干等着又一次“泰坦尼克号”沉没。对这支相当于纽约总部十分之一规模的职员队伍，赖斯顿能够而且也的确熟悉每一个人。他指派每一个人去采访政府活动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会保证他们在《纽约时报》上有足够的篇幅并且能够署名，进而又使他们在报社里有了身份，并且能够进入首都有影响的社交圈子。在赖斯顿的职员队伍里工作，应是《纽约时报》的精英集团的一员，赖斯顿利用他对高层的有力影响，使他们得到丰厚的报酬和被信任感。他渴望的不是别的，而是这些人对《纽约时报》的忠诚，并为能在分社工作感到自豪，他还要求他们同他打招呼时可以直呼他的绰号“斯考蒂”[注：意即苏格兰人。——译者注]，甚至连办公室的小伙子也这样叫他，斯考蒂·赖斯顿。他们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

对职员中的年轻人来说，正是赖斯顿把《纽约时报》所具有的任何伟大特质都人格化了，却又不是纽约的那些高级教士。有一家报纸想为《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提供一个更好的职位，这位记者犹豫再三才接受了它。因为这意味着他要离开斯考蒂。有些记者深受赖斯顿的举止和才能的激励，都极力模仿他，有的人甚至到了和他穿一样的服装，改戴领结和穿有领扣的衬衫的程度。他们像他一样吸烟斗，虚张声势地走路，极力模仿他讲话的样子。但后者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赖斯顿奇妙的冷淡声音中有独特的音色，他精选的词，他停顿的方式，使得他说的每件事情都有了永载史册的口吻。

不难想象，纽约的许多同事都妒忌赖斯顿的工作队伍，都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在为数不多的场合，当纽约的记者和赖斯顿以及他的一些人一起承担某些特殊的外出采访任务，如采访佛罗里达的肯尼迪基地的大型空间发射活动时，纽约的记者就会仅仅因赖斯顿的到场而成为某些小方便的受益者。例如，早晨在赖斯顿的汽车旅馆门外，在赖斯顿的要求下会有一捆新印出来的25页的《纽约时报》从纽约空运到佛罗里达。赖斯顿理解记者们的想法。他知道，当承担一项外派的任务时，他们大多数最渴望的是吃早餐时看到刊有他们自己文章和名字的报纸，从而感受到快乐。

纽约的几个记者极力想调到赖斯顿的分社，但很少人能成功。赖斯顿通常是不会接受任何来自纽约总部的请求或选择，他宁愿在离美国的心脏更近的小城镇里去获得自己的发现。赖斯顿还极力阻止纽约记者到华盛顿地区采访消息。1959年他对纽约的一个记者就是这样做的，这个记者就是被公认为全国最优秀的劳工记者A.H.拉斯金。拉斯金当时正在采访一次钢铁工人大罢工的每日进展情况，因采访需要他从纽约来到匹兹堡，随后又进入华盛顿，因为总统的一个专门小组打算就是否颁布应急禁令举行听证会。拉斯金来到华盛顿分社时，赖斯顿有礼貌地但明白无误地告诉他，罢工的报道现在已由华盛顿的一名记者所接管。拉斯金随即给纽约总部打了电话，纽约总部要求他打道回府。后来在纽约就此事出现了许多吵闹。有个编辑大声地表示《纽约时报》是由纽约管理的，而不是华盛顿；另一个编辑说，《纽约时报》是一家报纸，不是一块分封采邑。但这种议论大多都是出于窘迫或愤懑，没有哪个编辑愿意在这个时候和赖斯顿摊牌，所有人都知道赖斯顿与报社统治家族的关系密切。至于A.H.拉斯金，他对在华盛顿发生的事情并不感到惊奇。像纽约总部的大多数老兵一样，他以前就体验过和分社打交道的困难，发现他们总是拖拉地或勉强地帮助他去华盛顿查清所要报道的事实，或者把他提供的任何消息来源都当作无关紧要的东西很快打发掉。如果可能的话，拉斯金宁肯和赖斯顿吵嘴，也比和过去担任分社社长的阿瑟·克罗克吵嘴更能表现自己的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