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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星期六下午，科里在家里整理他的材料，以便写独立专题长文的第一稿。在过去的几天他进行了几次采访，他非常疲劳了。快到5点30分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办公室打来的。国内组的一个编辑在电话中请科里马上来报社，他们需要他给星期一报纸的头版写篇报道。这位编辑说，即将出版的一期《新闻周刊》已经来了，上面有一篇对曼彻斯特的独家采访，科里是不是要为《纽约时报》拿出一篇同样的报道呢？

科里想哭。他把电话挪开，然后把他的前额靠在听筒的一头，轻轻地敲自己的脑袋。

“去死吧，”科里平静地说，他挂了电话。接着科里给西顿的家里打电话，西顿又给丹尼尔打电话，然后西顿又给科里回电话。在下午6点30分，科里来到新闻编辑部，坐在他的打字机旁，翻阅一沓笔记，努力根据他此前对曼彻斯特的采访形成一篇报道。笔记是非常无条理的，是在他的头脑里不准确地回忆起来的，科里不得不花费宝贵的时间把他关于曼彻斯特的笔记同他上一周搜集的其他笔记分开。后来西顿出现在了办公室。牛栏已经在报纸上开了一个六栏的天窗，要求科里在完成了他的头版报道之后，再为二版写更详细的东西——就是那篇独立专题长文。科里说他不能写这篇长文了。此时他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没有人和他争论。

科里写了一个一栏半的头版文章，大约1100字，接着西顿告诉他二版的报道需要有“硬的”线索。西顿提议写写在科里的头版报道的底部出现的事情——肯尼迪参议员告诉曼彻斯特“撕掉和删除”手稿，这样《观察》就不能发表它了。科里以这个线索开始写他的二版报道，但后来牛栏的一个编辑过来问科里，“撕掉”是不是意味着肯尼迪参议员要曼彻斯特真的把这个手稿撕成碎片。科里麻木了，说不是，没有这个意思。

他继续打字，完成了一个两栏半的报道，大约两千字，及时供二版用。报道中引用了曼彻斯特的话，提到了作者对一场因误解而产生的争论而感到的悲哀——它是一个有那么多人介入的案子，引起感情狂热的案子——但科里不能妥当地表达他在这篇报道里所希望的一切。这篇报道没有重心，组织的也不好，他觉得写得很糟糕。第二天早晨当科里读到头版的报道时，他肯定它是糟糕的，但这并没有使他不安。他太累了，被压垮了。说起来也可笑，他在星期一起床时相信噩梦已经过去，他可以靠死记硬背来继续他对那篇独立专题长文的研究了。他对哈珀和罗出版社的埃文·托马斯进行了一次采访。托马斯和他的律师南希·韦切斯特坐在一边，他的宣传员斯图尔特·哈里斯在另一边。科里听托马斯说：“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我真的感到很苦恼，”然后托马斯转向他的律师问道：“我这样说对不对，南希？”科里把这些话写进了他的笔记，认为很有趣，但笑不起来。

这天下午科里回到办公室。西顿来了，拥抱了科里，建议科里写下一篇关于对曼彻斯特采访的报道。科里说他不知道如何做。第二天，星期二，西顿要求科里写一篇关于肯尼迪同《观察》进行争论的短文。科里努力了，但写了两页多就写不下去了。科里的第一条线索被退回了，还不够“硬”。他的第二条线索遭到了拒绝，第三条线索也一样。西顿给丹尼尔说了，决定暂缓一下，再给科里一天时间写出这篇报道。第二天，星期三，科里来了，开始用头天被否决的第一条线索写这篇报道。他用一张复写纸，逐字把它抄下来，它得到了通过。

接着科里开始了他的写独立专题长文的工作。在周末他完成了它，它的长度达到了六栏。他是在星期五完成该文的，决定在周末的其余时间走出办公室，让编辑们想怎么处理它就怎么处理它。科里回家了。星期六他家的电话铃响了，办公室对他的独立专题长文提出了许多问题，要求他回到报社，帮助回答这些问题。他到达后，看到有三四十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克劳德·西顿在页边写了一些问题，克利夫顿·丹尼尔在下面亲自回答了一些问题。科里想，真令人疑惑不解——有两个高级编辑亲自在我的报道上互相问答。西顿的笔迹在页边上问道：“为什么《生活》得到了两份手稿？”在下面丹尼尔写道：“因为有一个编辑病了，想在家里读它。”在另一处西顿问道：“肯尼迪为什么给哈丁打电话？”丹尼尔下面回答说：“因为哈丁是总顾问。”

星期天下午，科里按要求又去了报社。丹尼尔要求把长条校样送到自己家里，他还有一些问题。西顿也是。星期一，这篇独立专题长文发表在《纽约时报》上了。科里读了它后摇头叹息，蠢极了，真是蠢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