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阴谋（第5/6页）

这两幅大素描若真的被转为彩色湿壁画，呈现在大会议厅（据说得天使之助建成的大房间）的墙面，无疑将是世上最伟大的艺术奇观之一。遗憾的是，这么风风火火的开始，最后却没有一幅湿壁画完成，而均处于个人创作巅峰的佛罗伦萨这两大名人的对决，最后也不了了之。事实上，米开朗琪罗的湿壁画连动工都没有。完成宏伟的草图后不久，他就在一五○五年二月奉教皇之命回罗马雕制教皇陵，因而他的墙面上连颜料都没抹。《昂加利之役》则在达·芬奇的实验性新画法下展开绘制，但后来墙面染料开始滴落，证明新画法不可行。受此重挫，达·芬奇颜面尽失，无意再继续这件作品，不久后返回了米兰。

《卡西那之役》草图受到的热烈肯定，或许是一年后尤利乌斯寻觅西斯廷礼拜堂拱顶湿壁画的绘制人选时，决定将此重任委以米开朗琪罗的原因之一。但领主宫里的这幅湿壁画不仅没有完成，而且连动工都谈不上，因而在湿壁画上，米开朗琪罗最近根本没有值得肯定的创作经验，更何况这个创作材料如此难以驾驭，像达·芬奇这样的天才都不免铩羽而归。布拉曼特知道米开朗琪罗不仅在湿壁画这种高难度艺术上欠缺历练，而且对湿壁画家如何在高处的弧状平面上营造出错觉效果所知甚少。曼特尼亚之类的拱顶画家于拱顶画人像时，通常以后退透视效果呈现，也就是让下肢位于前景，头位于背景，借此让观者仰望时感觉他们像是悬在空中。这种高明的前缩法，常又称为“仰角透视法”（di sotto in sù），而要熟练地运用这种手法是十分困难的。与米开朗琪罗同时代的人就说，仰角透视法是“绘画领域里最难精通的技法”。[20]

布拉曼特会反对将西斯廷案交给这么一位较无经验者，也就不足为奇了。他做此表态并非出于米开朗琪罗所怀疑的那些卑鄙动机，反倒似乎是因为担心西斯廷的拱顶若被画坏，将是万劫不复，毕竟它是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礼拜堂之一。

布拉曼特对米开朗琪罗之才华与意向的看法，皮耶罗·罗塞利不表同意。他在信中说道，这时候他再也听不下去布拉曼特的造谣中伤。“我打断他的话，对他说了很难听的话”，他向米开朗琪罗吹嘘道。他称自己基于朋友道义，为他那不在场的朋友极力辩护。他以坚定的口吻说，“教皇陛下，他（布拉曼特）没跟米开朗琪罗讲过一句话，如果他刚刚跟你说的有只言片语是真的，你可以砍下我的头”。

米开朗琪罗在佛罗伦萨家中读了这封信后，或许会觉得布拉曼特在诋毁他，尤其是说他欠缺“勇气和毅力”承接该案这一点。但布拉曼特的其他论点，他大概也无法反驳。正出于这些原因，加上他本身极力想接教皇陵的案子，因而对西斯廷拱顶画兴味索然。此外，比起教皇陵，拱顶画似乎是较不受看重的小案，因为礼拜堂顶棚通常会交给助手或名气不大的艺术家负责。壁画是关注的焦点，是获得显赫声名的凭借，拱顶画则不是。

教皇与布拉曼特在此次会餐期间，似乎未就西斯廷案达成明确决定。不过，尤利乌斯仍很希望米开朗琪罗回来。他若有所思地告诉他的建筑师，“如果他不回来，他就犯了错，因此我认为他无论如何会回来”。

罗塞利深有同感。这场交谈结束时，他要教皇放一万个心，说“我深信他会如您所希望的归来”。他不可能再犯更离谱的错。

[1] 参见布鲁斯基：《布拉曼特》，第177～179页。

[2] 孔迪维：《米开朗琪罗传》，第4页。

[3] 孔迪维：《米开朗琪罗传》，第39页。

[4] 《米开朗琪罗书信集》，第一卷，第15页。

[5] 这项指控出自孔迪维：《米开朗琪罗传》，第30页。

[6] 艺术史家向来非常怀疑这个传说，因为卡斯坦诺似乎比韦内齐亚诺还早死几年（死于瘟疫）。但在米开朗琪罗出生前和他在世期间，有许多出版文章提到这则据说发生于一四五○年代的杀人故事。

[7] 《切里尼自传》英译本（The Autobiography of Benvenuto Cellini，London：Penguin，1956），George Bull译，第31页。

[8] 参见萨尔维尼（Roberto Salvini）与卡梅萨斯卡（Ettore Camesasca）合著的《梵蒂冈的西斯廷礼拜堂》（La Cappella Sistina in Vaticano，Milan：Rizzoli，1965），第15～23页。负责实际营造的领班是多尔奇（Giovannino de’ Dolci）。欲了解耶路撒冷所罗门神殿与西斯廷礼拜堂之间的异同，可参见巴蒂斯提（Eugenio Battisti）所撰文章《西斯廷礼拜堂的象征意涵》（Il significato simbolico della Cappella Sistina），《评论》（Commentari）第8期（1957），第96～104页，以及同作者的《文艺复兴与巴洛克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