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毛泽东眼中走进苏区（第6/17页）

公田的构成以祠堂祭祀田占大多数。浙江余姚南留乡第十村公田占总数的61.78%，其中92%以上是祭祀田，其余是会田、校产，27.5%由村民轮种，其余出租。福建古田七保村公田总计4544.29亩，是总田地6026.75亩的75.4%，“共有田基本上是祭田，为占有总数的87.9%；学田是由祭田中抽出来的，约占总数的5.19%；会田很少，只占总数的6.49%”。[125]

公田在土地占有中的较高比例，使其性质认定相当程度上会影响到对土地占有关系的认识。虽然一般说，地主、富农等影响力更大的阶层对公田拥有较大的控制权，但作为一个群体的公有土地，毕竟应为参与者全体所有，公田的出现及其运作设计都在努力使其能照顾到更多人的利益。当时有调查指出：“这些族产的目的，大致为祭祀教养恤孤济贫，但因为是族产之故，田权移转时很不容易，不能绝对自由地买卖，因此便形成一种具有特殊性的田权。”[126]

公田在实际使用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情况，其得益者也不尽相同。最能体现公田性质、程序上最为公平的方法就是全体所有者按户轮流获得公田的使用权，这也是公田管理的重要形式之一。福建泉州闽南侨区“宗族田地，几乎都是轮祭田，由共有的各房各户轮流耕种或出租，当值者负责祭扫的开支。”轮种虽然相对公平，但也有致命的问题，就是农民不注意保护地力：“实行掠夺地力的经营，使土壤变坏，估计这种族田的收成，要较一般产量低五分之一。”[127]据浙江调查，土质得不到保护的轮种田单位产量要比一般田低100斤左右。[128]

作为变通的办法，也有采取先出租，然后按房按户轮流收租，福建古田许多地区都采用这一办法。古田七保村“郑姓最大祭田由43户轮流收租，其中地主1户，富农2户，中农16户，贫农22户，商业资本家1户，小商贩1户”。该村轮收租次数最快的要6年一轮，普通的21年一轮，轮收次数最少的要40余年才轮得到一次。罗华村有一百多年才轮到一次的。[129]在这种完全公平的管理形式下，族田权利可以转让甚至卖绝，福建建阳县营前村贫农袁熙光于1948年因病需款，征得族人同意出卖彭墩乡的族田14亩，卖得价款由全部共有人分益。古田罗华村雇农魏宜香，死了母亲无法收埋，把和堂兄共有的族田永佃权卖给堂兄，此后不再享有轮流的权利。当然，为保证族田的家族性质，“这种收租及使用权的买卖，一般是要先商请其他共有者承买，如他们声明不买，才能卖给别人”。[130]

地主、富农等势力阶层有可能在其中获得特殊权益的是集中管理的公田。这种公田一般占地多、涉及户数广大，轮种、轮租操作起来有难度，同时内部的实力阶层也不愿放过操纵公田的机会。这些公田“形式上是由辈高年迈的老人所经管”，[131]但由于管理上的权威和技术问题，一般而言，“祠堂管理人须具备下列三项条件：（一）有所谓‘功名’的人。（二）有较多的田。（三）识字”。要满足这些条件，地主、富农出身者确实更为有利，所以他们在公田管理者中往往占有较高的比例。安徽贵池齐山村“十个大祠堂的管理人中，有四户地主，二户富农，三个‘势力派’人物，五个富裕中农”，[132]这可以代表相当一部分公堂的管理人员构成。当然也有不同情况，芜湖县十里区杨埠村管理祠堂田的共24人，除一户为富农外，其余全为中贫农。[133]这是因为公堂的所有者中毕竟普通民众占有人数上的优势，他们可以据此依据公平理念挑战富有阶层对公堂的管理权。

集中管理的公田中，正常情况下，有着为全体参与者认可的制度和规范，收入大多用于祭祀、救助、办义校、吃喝等。应该说，作为一种家族性或公益性的田地占有形式，公田在维系农村社会各阶层间的纽带关系、缓和社会冲突上确实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太湖东山华老义庄中，“依靠义庄补助而生活者，本房外房共达450人，远到苏、常等地，每年凭票前来领取，即使家庭生活能维持，但只需有鳏、寡、孤、独条件，即可获得优待”。[134]江西南城在政府指导下推行族学制度，规定公田收入在百石以上者，应单独开办一所族学，不足百石者应联合办校，到1934年下半年，共成立族学88所，解决许多贫寒子弟的入学问题。[135]公田所发挥的作用，当年的中共江西省委曾有描述，江西“公堂祠堂的土地特别多”，豪绅地主“利用公堂田地，以少量的收获分给同族的贫人，以公堂祠堂的公款来补助同族子弟读书。因此农民的民族观念特别浓厚，对于同姓族豪绅地主富农表示妥协”。[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