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结构性的限制中央苏区的人力与物力（第5/6页）

随着第五次“围剿”开始，苏区区域压缩，国民党封锁日益严密，粮食问题更形严重。1934年初已出现“红军部队及政府机关食米不够供给”[75]的严峻局面。2月召开的中央粮食会议透露了形势的严重：“粮食问题已经非常严重的摆在我们面前，谷价到处高涨，有些地方如会昌、瑞金、博生、于都等处已涨到七八元一担。应该收集的土地税和公债谷子还差着很巨大的数目。”[76]3月，赣县米价更涨到“十七块多一担”。[77]为节省物资，中央苏区政府号召广泛开展节省运动，规定：“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每人每天减发食米二两”。随后，又提出苏区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甚至三升以上的米来供给红军”。[78]由于供给不足，实际能够发放的粮食数量远远低于定量：“党政机关……每人每天只10小两（1斤为16两）粮食，分成两顿吃。”最艰难的时候，红军战斗部队甚至“每天只能吃八两至十两”。[79]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又趁火打劫，专门制定规章，组织割禾队，怂恿区外农民“由驻军率领，冲入匪区”抢割稻禾，要求不能收割时，“亦应设法予以销毁”。[80]福建宁化1934年6月报告，由于国民党军的破坏和抢夺，“全县到现在止共损失边区谷子一千七百余担”。[81]永丰石马被国民党军收去谷子达2076担。[82]

为应付严重的粮食问题，1933年12月，苏维埃中央决定成立粮食人民部，专门处理粮食问题，收集粮食被提到“国内战争中一个残酷的阶级斗争”[83]的高度。虽然采取了多种措施，粮食收集仍遇到许多困难。1934年2月的粮食突击运动中，“于都预定计划收四万四千担谷子，现在收到百分之十，胜利收谷也只有百分之十三”。[84]于都古田区、黎村区甚至“没有收到一粒谷子”，该县粮食部长明确认为：“于都群众没有谷子。”[85]在收集粮食遇到困难时，一些地区为完成任务强行摊派，造成政府与群众间关系紧张，胜利和于都等地发生群众“要捉突击队员”并“向区苏请愿”[86]的严重事件。

粮食出现困难同时，兵员仍在继续增加，不断增加的兵员要求更多的军粮供应。为此，1933至1934年间，中央苏区不得不先后向群众借谷24万担和60万担。应该说，苏维埃政权一直在尽可能不过多加重农民负担，1932年，赣西北的江西万载等地苏维埃政权曾向群众借谷，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发现后严加制止，强调：“今后无论何种用费，困难到任何程度，都不得向群众借一斗米或一串或几百钱，尤其是‘预征税收’的国民党工作方式，更不容许应用。”[87]此时，中共的借谷决定确实是不得已而为之。由于粮食供应本已相当困难，借谷任务除兴国等少数地区外，大部分地区完成得相当艰难。苏区中央严令各地“派出的突击队不到任务完成不能调回”。[88]《红色中华》发表文章强调：“目前我们是处在决死的战斗中……如果没有二十四万担粮食，我们的红军不能作战。不能吃饱肚子，就不能维持生活。”[89]在战争条件下，政府对苏区粮食资源的挖掘可以说已经到了最大限度。

和粮食的严重局面比，一些依赖输入的日用品更形紧张，苏区的食盐、布匹、煤油、药材等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据毛泽东1933年底调查：

暴动前平均每人每两年才能做一套衫裤，暴动后平均每人每年能做一套半，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今年情形又改变，因为封锁，布贵，平均每人只能做半套，恢复到暴动前。暴动前一套单衣服值十八毛（十五毛布，三毛工），去年每套二十一毛（十七毛布，四毛工），合大洋一元半，今年每套三十四毛（三十毛布，四毛工），合大洋二元四角。反革命使我们的衣服贵到如此程度！……暴动前每人平均每月吃盐一斤，今年十一月每人每月只吃三两二钱，即暴动前五个人的家庭月吃盐五斤者，今年十一月只吃一斤。[90]

这还是第五次“围剿”初期的情况，随着战争的进行和封锁的加紧，问题愈加严重。尤其是作为生存必需品的食盐。赣南食盐向来依赖外来的淮盐、潮盐、广盐补给，多“由土民担谷往赣北或广东交界处交换而来”。[91]据1930年《申报》报道：“平均潮属每年所产之盐，销入闽赣外省者占十分之七。”[92]闽赣对外来食盐的依赖，可见一斑。由于国民党军实施封锁，严禁食盐输入，导致苏区食盐价格飞涨，1933年底，一元大洋只能买盐一斤多，相当于红军到来前的1/4。[93]很多家庭买不起盐，只能淡食。1934年初，食盐价格继续上涨，私人商店每元只能买盐半斤多。中央粮食调剂总局出售的平价食盐为每元一斤，但仅在瑞金设点销售，且“不能供给非红军家属的需要”。[94]1934年年中，随着前方战事不利，物价再现暴涨：“米每元五斤，盐每元一两五钱，柴每斤二角。”[95]为解燃眉之急，苏区不得不“大举进行熬硝盐的事业”。[96]迫不得已时，“把厕所底下的土，挖出来熬盐，甚至用死人墓下的土熬盐”。[97]硝盐质地不纯，成分也有别于食用盐，食用硝盐后，中毒事件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