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福建事变爆发与国共的应对（第6/10页）

另外，还应指出的是，1934年1月下旬举行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曾谈道：

有一个同志对于福建的所谓人民政府，说他带有多少革命性不是完全的反革命，这种意见也是不对的。我在报告中已经指出：“人民革命政府”的出现，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为着挽救自己将死命运而起的一个欺骗民众的新花样，他们感觉苏维埃是他们的死敌，而国民党这块招牌太烂了，所以弄个什么“人民革命政府”，以第三条道路为号召，这样来欺骗民众，没有真正革命意义，现在事实已经证明了。[173]

毛泽东对福建事变的这种评价，征诸前引潘汉年回忆，当然并非如李德所称毛泽东当时坚持“不应该马上直接支持十九路军和‘人民革命政府’”，[174]而是反映着事变后中共中央的态度。福建事变失败后，整个中共领导层一改事变中的谨慎态度而展开谴责、批判，在此背景下，毛的表态自也不能出此框架，它倒是提醒我们，正像不能简单用毛泽东事变后的发言等同于事变中毛泽东的态度一样，事变后中共中央对闽方的定性也不完全代表其事变中的真实态度。虽然，中共中央可以被批评缺乏有效措施将事变引向自己有利的方向，但如果看看蒋介石当年的部署，就可能发现，事情远不是那么简单。

（2）南京政府镇压福建事变

福建事变爆发，对中共是机会，对蒋介石，却也未必全出意料。

福建的十九路军是淞沪抗战后进驻福建的。1932年蒋介石重掌南京中央后，作为粤陈（铭枢）势力的十九路军戍守南京势难继续，粤桂方面提出将十九路军调驻福建。对此，蒋介石内心并不情愿，在给何应钦的电报中谈道：

近日李黄陈诸兄急欲派十九路赴闽，其势似不可阻止。汪院长亦已赞成，其事必实现。如此恐伯南调赣南部队回粤，又碍中央剿匪计划。故中迟迟未肯下令也。前日罗师长回赣时托其面述此情，并派其往见余幄奇，最好留余部在赣南完成剿匪使命。但其直辖于伯南，如我方往留，则于公于私皆有为难。[175]

虽然心有戚戚，但蒋介石当时没有其他安置十九路军的办法。十九路军的抗日英名，蒋介石自身刚刚复职的脆弱，使其最终不得不同意十九路军赴闽。

十九路军到闽后，迅速控制福建局势，并与粤方谨慎接触，双方关系若即若离。蒋介石对十九路军以拉拢为主，但也不无搞垮十九路军，将福建收为己有的心思。1933年2月，陈立夫向蒋介石报告福建和粤桂形势，透露出南京中央图闽的隐秘动机：

蔡对闽省客军极仇视，而于卢兴邦部为尤甚，常欲伺机解决之。闻中央接济卢部机枪五十挺迫击炮八尊之讯为蔡所悉极度不安。2.刘珍年之调驻浙东与闽北，配之以卢兴邦与刘和鼎诸部在蔡视之为中央对十九路军之包围。3.中央此次调六十师赴赣剿匪在蔡视之为有分散其兵力。

西南中心系于陈济棠之一身，陈如效忠中央，则西南风云可以消，盖无广东则西南活动将无经济基础。陈氏乃解决西南问题之锁。[176]

1933年5月，十九路军的老上司陈铭枢游欧回国，开始积极筹划反蒋。参与陈铭枢策划的梅龚彬回忆，陈提出上中下三种方案：“第一种方案（上策）是联合粤桂反蒋；如果陈济棠不肯参加的话，就执行第二种方案（中策），先搞闽桂联合倒陈，再发动反蒋；如果陈济棠和李宗仁都不肯干，那只有采取第三种方案（下策），争取与红军合作反蒋。”[177]陈铭枢的活动，南京方面迅速得到讯息，与粤方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汪精卫早在6月15日就电蒋报告广州方面的异动，提醒蒋“恐将有军事行动”；17日，更直接点出浙江有被犯之虞：“浙省空虚，不肖生心，乘虚冒进固愚妄所为，但天下乱事往往由愚妄之人所造成。不如益兵为备，使之知难而退，弟固确有所闻故力言之，并非欲轻启兵衅也。”[178]汪精卫在此故作玄虚，并未点明具体的犯浙者，但衡诸时、地二势，有可能对浙江构成威胁的，必为福建无疑。

其实，陈铭枢的活动，蒋介石多有掌握。在陈铭枢接触陈济棠、胡汉民未取得进展时，蒋介石在日记中记有：“陈铭枢等联合反动，似告失败，则西南渐稳。”[179]17日，他致电吴铁城时表示：“西南一切酝酿，一切误解，应恳切劝导，设法消弭，必尽其在我。如仍逞私见，害大局，吾人职责所在，固不容瞻顾畏缩也。”[180]虽然对广州方面和陈的活动有所警戒，但蒋的判断还是偏于乐观，认为其一时难成气候。8月，吴铁城也致电蒋介石报告：“粤闽军事联络恐难实现。”[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