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莫扎特服务德国帝国主义（第14/17页）
除音乐会外，德意志弗兰德斯劳工协会的期刊《旗帜》（De Vlag）还出了一期莫扎特特刊。该刊的排版、字体和结构以维也纳莫扎特音乐周的刊物而非宣传连的巴黎“大型莫扎特节”刊物为样本。特刊中有根特和安特卫普上演的莫扎特歌剧制作的华美配图和一系列以弗兰德斯语和德语写成的文章。来自弗兰德斯一方的贡献包括弗兰德斯党卫队文化政治领导人西里尔·伍斯哈弗（Cyriel Verschaeve）的文章《莫扎特日耳曼歌唱的真理》（Mozart Germaansche Zingende Waarheid），该文表达了作者长期以来对德国帝国主义文化成就的仰慕；此外还有瓦尔特·韦勒尔（Walter Weyler）的文章《德国人莫扎特——榜样与向导》（Mozart de duitscher, een voorbeeld en een wegwijzer）和扬·哈德曼（Jan Hadermann）的文章《莫扎特在我们地区》（Mozart in onze gewesten）。
和维也纳莫扎特音乐周的出版物一样，《旗帜》莫扎特特刊的前言也是各政要对莫扎特纪念活动表示支持的言论，计有戈培尔、弗兰德斯部队长官艾格特·雷德尔（Eggert Reeder）和宣传部的音乐组织者海因茨·德雷维斯。雷德尔——正如读者认为一位军官所应想到的——把莫扎特纪念活动置于战争的语境中，“以保卫文化，传播其作为一种团结力的信息”，同时，他也强调他所相信的存在于莫扎特和弗兰德斯文化的长久联结。[538]德雷维斯的文字更为夸张地强调了后一方面：
弗兰德斯是童年莫扎特收获真诚仰慕和友好接待的地方。在弗兰德斯，一个多世纪以来，在音乐会、歌剧院、教堂和家庭里，莫扎特始终赠予人们他对快乐印象的回响。弗兰德斯承认其文化的日耳曼根基，在将来亦将如此，并将对推广莫扎特的音乐更为开放。[539]
莫扎特在轴心国
瓦尔特·格劳姆尼茨（Walter Graumnitz）为《音乐时报》写了关于萨格勒布1941—1942演出季音乐活动的报道。报道中，他强调了德国和克罗地亚之间一直存在的紧密的文化联系。他告诉读者，一个德国歌剧团早在1803年就造访萨格勒布，演了《魔笛》，1812年又来演《唐·乔万尼》。他说，“仇恨德国人的南斯拉夫当局做出了可见的倒行逆施”，但之后新成立的独立的克罗地亚“回到了早先的宝贵传统”。他还说，“我们可以愉快而骄傲地说，德国文化创作已经起到了它所应有的领导作用。顺便说，这对克罗地亚和其他国家——如意大利和保加利亚——那活跃的文化交流并无坏处”[540]。
这种历史背景解释了用莫扎特年庆祝活动来反映两国坚固友谊的重要性。当局倾尽全力，把克罗地亚首都的这一音乐活动打造到一个高潮。歌剧院、众多乐团、合唱团、室内乐组合和独奏、独唱家齐心协力，在四个晚上上演了一系列非凡的音乐会。由于技术性的困难，一场已经排定的《魔笛》没法在当地剧院上演，但洛夫若·冯·马塔契奇（Lovro von Matačić）指挥的一场《安魂曲》成为整个庆祝活动的一个“令人难忘”的高潮。该场演出的独唱来自国家歌剧院。演出后，克罗地亚数一数二的作曲家雅科夫·戈托瓦茨（Jacov Gotovac）发表纪念致辞。[541]
有几个东欧国家希望和德国建立文化合作关系，克罗地亚热闹地纪念莫扎特具有象征意义。当然，1941年的莫扎特庆典，一如《维也纳费加罗》长篇累牍的报道所说，遍布许多不同类型的国家，如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希腊和土耳其。该刊认为这些活动实现了海因里希·达米什“莫扎特奥林匹克”的珍贵理念。[542]对造访这些国家、把其文化传统传播给这些友好国家的德国人来说，莫扎特也是个有用的宣传工具。汉堡歌剧院1943年去保加利亚演出《魔笛》和《后宫诱逃》就是个很好的例子。[543]1941年，在罗马尼亚有一次文化合作：喀琅施塔特（Kronstadt，即布拉索夫〈Brasov〉）的德意志人组成的德意志民族巴赫合唱团（Volksdeutscher Bach Choir）携手罗马尼亚广播乐团，上演了莫扎特的《安魂曲》。[544]
《维也纳费加罗》也在1941年2月——当时还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时期——报道说，苏联也会加入莫扎特年的庆祝活动，莫斯科歌剧院正计划上演《后宫诱逃》和《剧院经理》。[545]德国于1941年夏入侵苏联后，这两部歌剧究竟有没有上演、还在不在演出剧目里，就不清楚了。显然，在某些方面，两国的文化同盟关系始终是脆弱的，因互相怀疑而极易招致误解。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匈牙利戏剧家贝拉·巴拉什（Béla Balázs）的话剧《莫扎特》的接受情况。巴拉什在音乐圈里最著名的作品是巴托克歌剧《蓝胡子公爵的城堡》的剧本。他1933年后流亡他国，以政治难民身份住在苏联。20世纪30年代末，他认为莫扎特是个合适的戏剧题材，就写了一出话剧。他把莫扎特刻画成一个被贵族踏于脚下、无情剥削的人文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546]讽刺的是，苏联当局甚至提议说要上演此剧，以加强和纳粹德国的合作关系。他们忽视了剧中的反法西斯元素，也忽视巴拉什有犹太血统这一点；而这两点可能不会让他们当时的盟友感到愉快。最终，1940年秋在莫斯科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剧院上演该剧的计划被取消。该剧直到几年后才首演。[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