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权力的正室与偏房之争（第2/5页）

此事的成败，关系到整个淮西集团的切身利益，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关于杨宪之死，史书上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是李善长、胡惟庸等淮西派人士向朱元璋告发杨宪唆使侍御史刘炳陷害汪广洋；二是浙东派的刘基向朱元璋告发杨宪的种种阴私之事，最终将杨宪置于死地。

其实不论是这两项罪名中的哪一项，杨宪都罪不至死。真正置杨宪于死地的，不是刑律罪责，而是权力集团的利益需求。无论是淮西派的李善长、胡惟庸，还是浙东派的刘基，他们都不愿意看到杨宪居于显位。杨宪显然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更高估了山西帮的势力。

作为一颗棋子，它的存在如果不是为了迎合主人安排的战局，而是整天想着走出主人的控制，那么它的命运除了自我毁灭，还能有更好的选择吗？朱元璋不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杨宪，而让自己与功臣们的关系陷入僵局。更何况此时的朱元璋还没有下定决心彻底改革中书省体制。在这样的利害计算之下，他做出这样的取舍也是符合逻辑的。

于是在这场权力博弈中，罪不至死的杨宪就这样做了帝国的第一个冤大头。

在李善长回乡的第二年，无官可守的清冷岁月让曾经执迷于权力的他寂寞难耐。他也许会站在淮水岸边，遥望着南京的方向，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权力真是一个好东西，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与显赫，更重要的是来自精神层面的强大。不甘就此谢幕的李善长连着向朱元璋发了几道奏疏，汇报说自己的病早就好了，希望皇帝能够给自己一个继续为帝国效忠的机会，发挥一个老干部的余热。

朱元璋看着奏疏苦笑连连。这个老伙计想要重新回归权力中枢的想法显然是过于天真。朱元璋担心他再次进京，就在凤阳当地给他安排了一个活儿干，委托他在凤阳主修宫殿，接着又将江南十四万户富裕人家迁到凤阳，在家乡再造一座皇城。朱元璋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将李善长像钉子一样钉在中央权力核心之外，让他死了重返权力巅峰的那颗心。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将女儿临安公主嫁给李善长的长子李琪，并封李琪为驸马都尉。在准备操办喜事时，他通知李善长可以进京主持儿子的婚礼。

当年的丞相，如今又成为皇帝的亲家翁，此等荣耀绝非一般臣子能够享有的。李善长进京以后，虽然被洪武皇帝委任了一些职务，但是想要东山再起却是枉然。权力带来的荣耀已如明日黄花，李善长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可能再次染指帝国权杖上那颗最耀眼的宝石了。

就在李善长逐渐远离权力核心地带之际，一位后辈同乡拎着礼物找上门来。来者名叫胡惟庸，也是安徽定远人。他提着二百两黄金就敲开了李善长的家门，这个说话办事透着精明的老乡，成了李善长正要物色的接班人。

没过多长时间，胡惟庸就荣升太常少卿，平步青云。接着，胡惟庸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的二儿子李佑。就这样，李、胡两家的来往更加密切了。

随着李善长与中央权力核心渐行渐远，朱元璋也开始着手为李善长的离去寻找新的接班人。作为淮人首领的李善长虽然离开了帝国的权力中枢，但是他并不甘心就此完全放手。胡惟庸的出现，让李善长找到了淮西集团新的代言人，也是自己的权力接班人。

当李善长了解到朱元璋非常看好胡惟庸时，李善长知道，眼前这个人是自己的最佳接班人。于是，李善长向朱元璋上书保举，一来迎合圣意，二来也能将淮人心腹继续安插在权力机关的核心层，可谓是一举两得。

胡惟庸之所以为朱元璋所赏识，并不完全是李善长的功劳。朱元璋在用人上从来是不肯假手与人的，何况像宰相这样重要的位置。

李善长作为淮西集团的一把手，经过多年苦心经营，这个羽翼丰满的权力集团对急于抓权的朱元璋来说如芒在背。胡惟庸原本只是朱元璋帐下的一个文书，朱元璋正是看中了胡惟庸并无党羽且又是淮西人这一点，才决定将其放在重要位置以制约李善长。

让朱元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胡惟庸居然不能体会自己的良苦用心，反而加紧和李善长拉近关系，这让朱元璋不得不有所忌惮。若说李善长是淮西集团的首领，那么胡惟庸就是这个权力集团的二把手。李善长本人虽然离开了宰相位置，但是他在朝堂上的影响力并没有丝毫减退，各个部门的头头脑脑大多是他的老部下。他们要想在权力场上有更大的发展，就必须和李善长搞好关系。

胡惟庸本身就是淮人，他又一门心思结交李善长，自然成为淮西集团新的代言人。相比之下，汪广洋这个非淮西集团出身的右丞相实在不好开展工作，也难怪他只能“无所建白”了。胡惟庸和杨宪一样，一门心思要登上帝国的权力巅峰，成为中书省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