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朱元璋埋下的一枚重磅炸弹（第2/5页）

只可惜皇帝的耳根却不软，朱元璋从这封信中寻觅到一个绝佳的机会。既然李善长想为丁斌求情，那么就以丁斌作为突破口。

朱元璋当即密令左都御史詹徽追查丁斌案。朱元璋在交代任务时，并没有将事情挑明。可是詹徽却在只言片语的交代中揣测到了圣意，他连夜拷问丁斌。李善长一心替丁斌脱罪，可他万万没有料到，丁斌会反过来出卖他。在詹徽的利益诱导下，丁斌供出了李善长之弟李存义与胡惟庸共同谋反的细节。

这里不得不佩服詹徽心机之巧，他之所以选择李存义为突破口，是因为此人既是李善长的弟弟，也是胡惟庸的亲家，是沟通李、胡二人的天然桥梁。李存义很快就供出足以置李善长于死地的供词：胡惟庸多次请求他找李善长共举大事，李善长不许，胡惟庸亲自来说，李善长终于长叹：“我已老，汝等自为之。”

这句“汝等自为之”是詹徽最得意的手笔，它符合李善长的身份，轻一点儿说是知情不报，但往深处想就是默许胡惟庸造反。他虽然没有参与其中，但也心有此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李善长有作案动机。

即便是造反未遂，那也是一项重罪。詹徽随即大规模网罗罪名。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李善长的家奴纷纷跳起来告状，绘声绘色地编织了一个又一个子虚乌有的故事。直到此时，文武百官才如梦方醒。或许是怕李善长案牵连自己，文武百官也纷纷跳出来展开大规模的口诛笔伐。千夫所指，李善长求生无门。四月，朱元璋批下此案。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春，太师李善长参与胡惟庸谋反案，赐死，夷其三族，赦其长子驸马李祺及临安公主所出嫡二子李芳、李茂死罪，贬为庶民。李善长遭到灭族当然是一大冤案，是朱元璋为了剪灭勋臣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

就在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一个小小的五品郎中王国用上书，替李善长说了一番公道话。

王国用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藉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

这句话就是说：李善长和陛下是一条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是国公，死后会封王，儿子娶了公主，亲戚做大官，位极人臣。他没有冒险造反的必要条件，更何况参与成败尚未可知的造反。有人说他想辅佐胡惟庸造反，更是大错。李善长与胡惟庸是侄儿结亲，与陛下则是亲子亲女结亲。他即使辅佐胡惟庸造反成功，无非封太师国公王而已，男的娶公主女的嫁给王子而已，难道能比今日所得富贵更进一步吗？李善长难道不知，江山社稷并不是靠侥幸就能夺取的吗？

朱元璋看完王国用这封上书，竟然没有怪罪于这个五品郎中，可见他在内心也是认同这番话的。李善长被灭族，固然是朱元璋刻薄寡恩所致，但和李善长参不透帝王心思也有很大关系。王国用所说“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这是李善长生前的荣耀，也是置他于死地的刀锋。

不知道白发苍苍的李善长临刑前是怎样一番心态，想当年李斯与儿子一起被绑缚至刑场，李斯发出了“牵犬东门岂可得乎”的人生感叹。不知道李善长会不会有相同的慨叹。很多搅进权力场中的知识分子，至死也不会有这种醒悟的。就算生命重新再来一次，权力依然是他们的心头好。

李善长和胡惟庸的死并没有让朱元璋停下脚步，他派出检校，四处收集所谓的谋反证据，把胡惟庸一案的新账旧账拿出来反复清算。在这种滚雪球似的清算方式下，死了的胡惟庸依然还在起作用，罪名也在不断地升级改造中，由最初的“擅权枉法”发展到私通日本、蒙古，再到串通李善长等人谋反。

罪名每升级一次，打击面就扩大一次。牵连的人员也由与胡惟庸关系紧密的亲族、同乡，延伸至故旧、僚属以及其他有关系的人。凡是能够牵扯上一星半点儿关系的，皆被问罪受刑，先后杀掉了三万多人。和管理百僚的李善长、参与军机的刘基相比，宋濂作为一代文宗，只不过是替朱元璋起草文书、教育太子，对江山的威胁应当不如两人，但朱元璋仍然不放心，害怕他泄露宫中的秘密。好在宋濂守口如瓶。有一次他与客人饮酒，朱元璋派人秘密监视。第二天，皇帝问宋濂昨日是否饮酒，客人是谁，用了什么样的下酒菜。宋濂具实回答，朱元璋笑言真是这么回事，宋濂没有说谎。一个大臣连私生活都要受到皇帝的严密关注，就算取得富贵，怕也难以体会到人生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