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大礼议”背后的吊诡（第5/6页）

嘉靖三年（1524年）正月，母亲（兴国太后）过生日时，嘉靖皇帝传旨，让那些身负诰命的皇亲国戚以及文武百官的夫人们进宫朝贺。一个多月以后，昭圣皇太后过生日时，嘉靖皇帝却传旨免命妇朝贺。嘉靖皇帝要用手中的皇权压制一下昭圣皇太后的势力，借以抬高亲生母亲的身份。

接到嘉靖皇帝的诏敕后，礼部尚书汪俊和吏部尚书乔宇等高级文官再集廷臣会议，会上拟定“于孝宗称皇考，于兴献帝称本生考”。为了使皇帝能够满意，尽快平息这场扯来扯去的争论，护礼派官员又在“本生考”“本生母”前加了一个“皇”字。

嘉靖皇帝同意了这个方案，先给昭圣慈寿皇太后加上“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的尊号，再给父亲加上“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的尊号，母亲加上“本生母章圣皇太后”的尊号。其实这个建议还是可行的，毕竟它照顾到了双方的情绪。

可就在这时候，张璁和桂萼抵达京城。两人马上给嘉靖帝上疏，推翻了护礼派大臣们的方案，并且斥责那些高级文官不学无术。按照二人的提议，以兴献帝为“皇考”、以孝宗为“皇伯考”。此疏一出，立即在帝国的权力高层掀起了一场血腥的政治风波。

内阁首辅杨廷和离职而去，为那些护礼派官员拉响了警报。为了避免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发生，内阁官员决定来一次疯狂反扑。在他们的直接授意之下，礼部尚书汪俊首先发动七十三名大臣和他一起联名上书，弹劾张、桂二人，反对议礼。他们声称“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紧接着，给事中张翀率三十多人联名上奏，御史郑本公率四十四人联名上奏。

在这次联名上奏风暴中，朝廷的大小官员们一口气上了十三道奏章。嘉靖皇帝将奏章扣在手里（留中不发），不予理睬。

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十五日，眼看第二天就要上尊号了，嘉靖皇帝还是没有给群臣一个交代。大臣们对嘉靖的态度极为不满，情绪也颇为激动。等到散朝过后，护礼派二百多人迟迟不愿离去。他们集体跪于左顺门外，高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以杨廷和的儿子翰林学士杨慎为首的新护礼派官员更是情之所至撼门大哭，声震阙庭，哭声和喊声冲破云霄。朱厚璁命太监传谕，命现场的官员即刻退去。但是，那些组团前来的官员到中午仍然伏地不起。根据史料记载，参加此次集体示威的官员共计二百二十余人，其中六部尚书(正部级)五人，都察院都御史(正部级)二人，六部侍郎(副部级)三人，另有三品以上高级官员三十人，翰林院、詹事府等十余个国家重要机关的官员一百余人。

嘉靖皇帝大怒，立即派锦衣卫将翰林学士丰熙等八人抓了起来。矛盾再度激化，官员的情绪就像被点爆的汽油桶，左顺门前出现严重骚乱。朱厚璁见事态无法控制，下令将闹事的一百四十二位大臣逮捕入狱，其余八十六人听候处置，两位内阁大学士免予处分。

紧接着，嘉靖皇帝将章圣皇太后的尊号定为“章圣慈仁皇太后”。在举行册礼时，很多朝廷官员都拒绝参加册封典礼。七月二十日，锦衣卫请示嘉靖皇帝那些关在狱中的和待罪的官员该如何处理。嘉靖没做过多犹豫就开出了罚单：四品以上停俸，五品以下当廷杖责。

皇帝如此决绝，那些执行者又怎能手下留情。廷杖是一门技术活儿，火候的掌握更是有着高深的学问。有史料记载，那些行刑的武士都经过专业训练。在训练过程中，他们会用宣纸包着砖头，然后用棍子击打。直到练就“宣纸不破，而砖头尽碎”的本事，基本上就可以上岗了。

那些私下塞了红包，或者有上级官员打招呼的，执行者就手下留情。虽然表面上被打得皮开肉绽，实际不过是软组织损伤，回家涂了药，起来就能游泳。要是既无关照又有私仇的，那就用最高级别的杖法，一棍下去表皮完整，内部大出血，就此丧命也不是没有可能。

朱厚璁决定痛下杀手。那些五品以下的官员一个个被锦衣卫摁倒在地，一顿廷杖只打得他们皮开肉绽。在这次雷霆风暴中，有十七人被活活打死。这一顿棍棒，着实打出了皇帝的威风。而这一年，嘉靖皇帝刚满十八岁。在棍棒呼啸声中，他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

儒家的政治传统追求的是忠君之道，要求以“道高于君”和“从道不从君”作为臣子的行为准绳，以不怕死的无畏精神，把直言敢谏、冒死强谏作为匡正君失的最佳选择。作为官僚集团中负有“言责”的一个特殊群体，言官理所当然地肩负“以道事君”的使命。

当然有言责的文官集团并非铁板一块，随着世宗打击言官力度的加大，随着一个个正直的言官在棒喝与血腥中倒下，那些逃过劫难的言官难免会削减政治热情而趋向缄默善变。他们中的很多人，由最初的一根筋开始变得阿谀逢迎。这是因为直言强谏的言官吃大棒，而趋炎附势者分到的却是糖果，两下比较，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