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与狼共舞的日子（第3/6页）

如果出现第二种情况，同样会带来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如何保证这位文官独裁者不用手中的特权牟取私利，甚至威胁皇帝的地位，动摇王朝的根基；二是如何避免这位文官独裁者突然丧失权威所带来的各种灾难性后果。

隆庆皇帝朱载垕在位的六年时间里，他所推行的政令可以用“简单”二字来形容，这主要和他隐形的执政方式有着很大的关系。在个人生活作风方面，朱载垕并不像他的父亲嘉靖皇帝那样喜欢干一些炼仙丹、集青词、玩弄女性的荒唐事，应该算得上是一位比较靠谱的君主。也许是性格使然，隆庆皇帝在执政方面表现出柔性有余、刚性不足的缺点。如此一来，在其执政期间，帝国的权力运行为后世留下了不少隐患。

比如说辅政的大臣们相互之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这就是朱载垕所留下来的祸患。

皇帝既然喜欢当甩手掌柜，这就为那些内阁官员们的明争暗斗腾出了巨大的空间。官员之间的争斗变得尤为激烈，就连宫中掌权的太监也都卷入其中。先是隆庆元年（1567年）高拱罢相，徐阶作为首辅挤走了高拱。不久后徐阶自己也被淘汰出局。

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内阁迎来了一场大风波。吏部尚书杨博致仕，朱载垕召高拱复入内阁，兼掌吏部事。从此内阁和吏部的大权就集中到高拱一个人手里，他成为名副其实的首席内阁大学士，也就是首辅。

高拱能够入阁，完全是宫中太监从中周旋的结果。朱载垕是个宽厚之人，但是因为平日里他和大臣们联系极少，所以在关键时刻能够左右他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的，往往是那些伺候在他身边的太监。隆庆初年最得朱载垕信任的太监是滕祥、孟冲、陈洪，这帮人有事没事就喜欢领着朱载垕吃喝玩乐，消磨皇帝的意志。

这样的情况不免使人联想起唐文宗时期的当权宦官仇士良。这是一个穷凶极恶之人，杀二王、一妃、四宰相，把持朝政二十余年，将坏事做尽,却依然能够享受到皇家的最高礼遇。他在晚年向身边的太监们传授秘诀时说：“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读书亲近儒臣。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新唐书·仇士良传》）。仇士良在这里告诫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伺候皇帝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能让他闲着，要让他一天到晚追求吃喝玩乐，不要给他读书问政的时间。皇上不管事，凡事全靠身边的太监，那么宠信和权柄自然也就落在了太监的身上。

有人将仇士良的这一套经验称之为“迷龙术”。随着年代推移，宦官们的心机越来越深。凡事只要用心，鞋子里的虱子早晚也会爬上头顶。仇士良的那一套免费教材——“迷龙术”，逐渐成为宦官弄权的必修科目。

徐阶显然没有将这帮“迷龙术”的传人放在眼里，最终吃了亏。隆庆二年（1568年），徐阶被强行离职退休，便是因为和太监关系紧张，遭到滕样、孟冲、陈洪等一帮太监在皇帝面前集体诬陷中伤。等到高拱入阁以后，文官集团与太监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尽管如此，仍然无法圆满地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司礼掌印太监出缺时，冯保认为应由自己顶补，谁料高拱推荐陈洪。等到陈洪出缺时，高拱再次绕开冯保，推荐了孟冲。冯保在失望之余更加仇恨高拱。后来张居正和冯保联手对付高拱，便是在这时埋下的伏笔。

高拱重新入阁以后，张居正处在了一个较为尴尬的位置。一边是自己的老师徐阶，一边是权力新贵高拱，自己夹在中间，所走的每一步都要万分小心。热衷权力的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但是要想让权力之花常开不败，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高拱固然感受到了来自张居正的威胁，但张居正对高拱也是时时提防。“尔诈我虞”，成为高张联合内阁的主旋律。

隆庆朝的最后一年，在帝国的最高权力中枢里，在帝国的权力巅峰之上，就剩下了两大高手，那就是高拱和张居正。高拱和张居正曾经是最好的朋友，他们有着共同的人生理想和奋斗目标。所有的人都以为他们将会是帝国文官集团中的最佳拍档。所有的人都看好的事情，并不代表一定会发生。所谓拍档，往往是一个巴掌拍不响。

至少有一个人并不认为权力中央可以容纳下两大高人的存在，此人就是张居正。

在张居正看来，帝国的官场就像是一个炫目的舞台，而他却不喜欢跳“双人舞”，他要把所有聚光灯的光芒都集中到他一个人的身上。在官场打拼多年的张居正明白，要实现当男主角的梦想，那就要将高拱挤出权力舞台的中央，可这又谈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