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后帝国时代：垮塌的权力三脚架（第2/4页）

君臣之间因为册立太子而斗得天昏地暗。太子是储君，是帝国未来的掌舵人，是国家命运之根本，因此这场旷日持久的君臣斗争就成了“国本之争”。

“国本之争”的时间跨度之长创造了帝国政治斗争的一项新纪录，这场争论在帝国权力高层足足持续了三十多年。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开始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光宗朱常洛即位为止，这样一幕政治闹剧给明代后期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极深远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本之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朝臣们的思想动机开始变得复杂，“国本之争”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政治游戏，逐渐沦为权力集团党争的工具。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正人”中的代表人物，去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在家乡无锡的东林书院聚众讲学。一些志同道合者如高攀龙、钱一本等人都参与其中，一时声名大噪。那些“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士大夫都闻风而至，以至于书院的学舍常常拥挤不堪。

一些有心结党营私的帝国官员，借着向万历皇帝发难的机会，妄图实现掣肘皇权、扩张权力的目的。在这场“国本之争”中，东林党的崛起彻底改变了帝国的命运走向。

东林党发端于东林书院，东林书院从成立之初就打着学术的旗号，行政治活动之实。它并非单纯的学术团体，而是一个有政治目的的在野人士俱乐部，其人员构成主要是在野官僚。

东林书院就像是一个权力信号的发射台，帝国官场的各种复杂关系和政治能量都会在这里交汇并发散出去，进而形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网络。随着影响力的增大，东林书院讲学大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有时会多达千人以上。

走进东林书院的不光有在野人士，甚至连一些在职官员也会前来参加讲学活动。用东林书院创办者顾宪成的话说，就是“同志毕集，相与讲德伦学，雍容一堂”。官员的不断参与使得东林书院逐渐成为朝堂之外的权力集散地。低级别官员加入其中是为了形成抱团势力，寻找政治靠山；而高级别官员加入其中，则是为了形成对抗皇权与其他势力集团的党派。

明朝是一个道德至上的时代，而东林党从建立之初就将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上。其成员标榜文人的道义气节，以天下君子自居。

在一个道德统治的国度里，东林党人把自己视为道德的化身。可问题是，结党必然会营私，结党必然会破坏政治势力的平衡。无论在任何时代背景下，统治者都不愿看到有人结党。

现在有一个词叫“圈里圈外”，里外是两个世界。东林书院的存在，将帝国的政治势力划为圈里圈外。圈里是东林党人，他们往往能够坚持自己的原则，专门同皇帝和帝国的高级官员作对，自命为“正人”或者“清流”；而圈外是非东林党人，他们是遵循官家游戏规则，迎合皇帝和辅臣的人，被称为“邪佞”。东林党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会威胁非东林党人的利益，还有皇家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非东林党人士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就会采取防范措施。既然东林党是抱团组织，那么为了保持权力博弈的平衡，非东林党人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同乡中的高官为领袖，组建自己的党派。这样一来，在帝国官场上就形成了一个攻守联盟。

在这种风气的引领之下，帝国的权力系统内部党派林立。在当时能够与东林党相抗衡的党派，是同样居于帝国权力系统高层的浙党。

如果说东林党是在野人士的权力抱团，那么浙党则是朝堂人士的权力抱团。当时的帝国首辅沈一贯，纠结京城的浙江籍官僚，形成“浙党”。他们与东林党针锋相对，又与宫中的阉党遥相呼应。

除了浙党，帝国的权力系统中还有很多小派系。比如当时还有以湖北籍官员为主的是“楚党”，以山东籍官僚为主的“齐党”，而楚党与齐党常依附于浙党，合称为“齐楚浙党”。另外还有“宣党”和“昆党”。

由于“国本之争”拖延了很长时间，东林党与“浙党”等非东林党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发展到最后，帝国的派别之争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不论是大事小事，原则问题还是非原则问题，双方都要争得没完没了，帝国的中央权力系统被折腾得乌烟瘴气。各党派将帝国权力系统分解得支离破碎，相互之间明争暗斗，致使党争绵延数十年。

而万历皇帝也逐渐对东林党感到厌恶，因此直到万历末年，东林党人在帝国的权力格局中都没有占得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