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魏忠贤：“第三代宦官之王”差一千到一万（第2/5页）

魏忠贤所生活的年代恰好是明帝国宦官制度最鼎盛的一个时期，宦官总数达到十万之众。作为皇帝的家奴，宦官们不光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而且在管理皇家饮食起居的过程中，捞取了不少油水。

许多贫苦农民，特别是京城周边的贫苦农民。当他们在陷入生存绝境的时候，经过一番利益考量，会做出这样一种无奈的选择。毕竟对于生命个体来说，生存才是第一位的。

他们把自家的孩子阉割了送进宫去，像魏忠贤这样的成年男子也会割了命根子去赌上一把。不论是阉割孩子还是阉割自己，这都是绝境求生的极端方式。但凡能有一丝希望，哪个父母、哪个男人又会选择这样有悖人伦的极端方式？因为天灾人祸层出不穷，走投无路的人也就特别多，才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参与人员的不断增加，自行阉割要求录用的人大大超出宫廷的实际需要。

在帝国中后期，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已经净身却不能得到宦官差事和俸禄的人，他们有一个专用称呼——“无名白”。“无名白”的去向与生计反而成了帝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包袱，甚至引起过社会骚乱。

阉人供大于求，这一社会现象背后折射出帝国底层民众生存的辛酸与艰难。魏忠贤在那样一种社会环境和社会气氛中，在不知怎样一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毅然走上一条新路。这条路并不是什么康庄大道，甚至可以说前途相当黯淡。

首先，在当时的卫生条件下施行阉割手术，本身就是极大的冒险。

其次，如果在考查中落选，当了“无名白”，那么以后的日子将是十分可悲的。以万历时期而论，“无名白”的出路大概只有两条。一条是在京城各寺院附设的浴池里专门为太监们擦澡，地位既卑微，收入又十分有限，糊口而已。另一条路是参加死乞强夺的丐阉团伙，“其稍弱者则群聚乞钱，其强者辄勒马衔索犒”。

魏忠贤的运气不错，安全地闯过了两重风险，成为帝国宦官中一员。

初入宫门的魏忠贤当然处于内廷权力系统的最底层，而且在最底层一待就是十几年的时间。二三十岁的年纪正值一个男人的盛年，这时候的魏忠贤基本上就是闷头混日子，有酒喝酒，有钱赌钱。在这一阶段他还得到一个绰号，叫作“傻子”。

什么样的人才被称之为“傻子”？由此可见此时的魏忠贤在内廷是不受待见的，就像一只每日进出宫门的蝼蚁，没有人会在意一只蝼蚁的存在。

在尚未发迹的几十年中，他只离开过一次宫门，就这唯一的一次还差点儿要了他的命。那是为了打秋风而去四川投奔主管西南矿税的大太监。所谓的“打秋风”就是到地方去捞油水。

怀揣着发财梦上路的魏忠贤，却经历了一场噩梦。有人私下里在大太监那儿说了他的坏话，所以他不但没能从四川弄到钱，还被关押起来，差一点儿回不了京城。直到后来他在甲字库（内廷十库之一，负责收贮各省进贡给皇帝的地方特产。）谋得了一个差事，情况才有所好转。因为管库是肥差，至少手头上不会太拮据。

万历三十几年，他在朋友魏朝的帮助下进入太子的东宫当差，算是脱离了宦官的最底层。太子有一房并不得宠的妾侍王才人，魏忠贤就是为这位王才人管理伙食，当时称为“办膳”。王才人为太子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继承皇位的天启皇帝。

如果说进入东宫是改变魏忠贤人生命运的第一步，那么有幸伺候未来的小皇帝则是他实现华丽转型的最关键的一步。但在当时，这最为关键的一步还只是一个未知数。万历皇帝长期以来并不喜欢这位太子，太子的地位始终不太稳固。

太子尚且如此，太子的儿子就更不用说了，前途更加凶险莫测。何况宫中的龙子龙孙极易夭折，谁也说不准自己侍候的小孩儿将来能不能修成正果。

处在这种环境中的魏忠贤当然明白其中的道理。加上他自小没读过书，不识字，入宫以后因为年纪太大也没能进内书堂（阉童入学读书的学校），因此这时的魏忠贤并没有太大的野心。此时的魏忠贤只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到万历末年，魏忠贤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并没有发达的迹象，执掌朝纲就更是不可想象了。

天启皇帝即位时已经十六岁，在当时已经算是成年人了，不便再与自己的乳母共处。泰昌元年（1620年）冬天，客氏被安排住进了乾西二所。这次迁居活动搞得既隆重又热烈，皇帝给足了面子，“亲临为之移居，升座饮宴”。

虽然迁居他处，明熹宗的日常生活还是离不开客氏的安排。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传到宫廷外，难免引起朝中官员的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