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英雄：最后一根擎天柱的崩塌（第3/7页）

《清太宗实录》中也有相似记载：袁崇焕遣使吊丧系“潜窥我国情形”。由此可见，袁崇焕借吊丧探虚实的意图已经被皇太极识破。至于离间诸子关系，袁崇焕也早有此心。他听说努尔哈赤留下了“八大贝勒共治国政”的遗训。八个大小和硕贝勒各领一旗，他们之间势均力敌，方能达到牵制、平衡的功效，令推举出来的汗王不至于肆意妄为。袁崇焕认为这是分裂后金政权最好的时机，他甚至说出“八犬同牢，投之骨必噬”这样有把握的话。即使以上两个目的无法实现，还有第三个，劝降。总之，袁崇焕很有信心，他在奏本中声称：“奴子（皇太极等）不降，必为臣擒矣。”

皇太极的军事才能虽然比不上他的父亲努尔哈赤，但是政治才能却犹有过之。如此一来，袁崇焕所承受的精神压力并没有减轻。一场玄机暗藏的吊丧，被皇太极巧妙地导向明金之间的议和。皇太极担心与宁远议和还没开始就走向破裂，故极力敷衍，从天启七年（金天聪元年）元月至二月，一再改写致袁崇焕书信的格式。尽管如此，这都是一场毫无诚意的议和，皇太极不过利用袁崇焕遣使吊丧之机，借间而用间，以和议迟滞明朝的关宁劲旅，乘机衔杖疾趋，挥戈东向。

袁崇焕是颇有胆识之人，他的存在既让皇太极叹服，又让他顾忌重重。皇太极即位之初，周边的形势极为严峻。东方的朝鲜，素来忠顺于大明朝廷，虽然国小兵弱，但也不容忽视。且有毛文龙开镇皮岛，客寄朝鲜，驻兵屯田于铁山、昌城、满浦一带，虽然兵力不过四万，但居于战略要塞，足以形成牵制之势。

毛文龙于万历三十三年从军，屡立战功。1621年，率领一百九十七名勇士深入敌后，收复两千里海岸线，不久又收复宽奠、大奠、新奠、永奠等六堡，随后以皮岛为根据地，多次深入敌后，屡挫敌锋。1622年，升为平辽总兵官。1663年8月，收复金州、旅顺、望海堡、红嘴堡；9月，先后取得“牛毛寨大捷”“乌鸡关大捷”；10月，再收复复州、永宁。皇太极即位后，为解除这个心头大患，派大军攻打毛文龙，史称“丁卯之役”，毛文龙五战五胜，重创后金主力镶蓝旗。

连年打击不能消灭毛文龙，后金便竭力劝降，许诺“将军若来，位在佟附马与辽东广宁诸将”之上。后金军缺少船只又不习惯海战，对毛文龙也是有心无力。

天启皇帝升毛文龙为平辽总兵时，袁崇焕刚出山海关，还未建功。那时候，明军一见后金兵就望风而遁，只有毛文龙的军队能与后金打一打。毛文龙也因此受到朝廷嘉奖，擢升至佐都督挂将军印，赐尚方剑。天启皇帝提到他时从不叫名字，而称其为“毛帅”。

前有袁崇焕，后有毛文龙，皇太极不敢放开手脚进兵辽西。皇太极即位之时，满洲政权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而明朝方面也承受着不小的压力。训练一支既能守，又能战，再能进一步收复失地的精锐野战军，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明清双方都期望有一段休战的时期，以便重新调整自己的作战计划。明军要练兵、筑城、屯田，清军是进攻朝鲜，巩固统治。在如此局势下，双方都具备了议和的条件。

当时议和的障碍，主要还是来自于明朝的文官。他们熟悉史事，一提到与金人议和，他们的政治神经就会变得异常敏锐。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中国历史上南宋和金国的和议。人人都怕做秦桧，可又都不愿意做岳飞。

袁崇焕从现实出发主张议和，而朝中大臣并不买他的账。有官员一再弹劾袁崇焕，说他的主张就像宋人和金人议和那样愚蠢自误。袁崇焕和皇太极信使往来，也因朝中大臣视和议如洪水猛兽的反对声而变得异常艰难，所谓的谈判也仅限于文来文往，并无实质性的进展。

皇太极想把和议作为一种策略而服从于对明的战略全局，通过议和，他的军队可以避免两线作战。不管和议谈判结果如何，皇太极和袁崇焕都认为和议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时间。明军可以补充战争资源，巩固境内的防御体系。而皇太极则认为，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战役中，他可以借此威服朝鲜，撤去大明王朝的这道东方屏障，也就此将毛文龙困于海岛一隅，使其难有大的作为。

皇太极无法和明朝达成和议，却见袁崇焕没日没夜地修筑城堡，他担心时间拖得越久，今后进攻会更加困难，于是决定“以战求和”，向宁远发动攻击。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亲率两黄旗、两白旗精兵，进攻辽西诸城堡，攻陷明方大凌河、小凌河两个要塞，随即进攻宁远的外围要塞锦州。

这场大战同样打得十分惨烈，两军阵前死伤无数。守军以葡萄牙大炮轰击，击碎皇太极的白龙旗和清方的一座大营帐，杀伤清兵不少。明方的报告中说，皇太极长子胸口中箭，另一贝勒在阵上被明军射杀，又杀固山（领七千五百人）四人、牛录（领三百人）三十余名。这个报告有夸大之嫌，事实上皇太极的儿子并没有在此役中阵亡。但清方记载，济尔哈朗贝勒、萨哈廉贝勒、大将瓦克达、阿格等均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