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建立制度：明朝百姓有了“户口本”（第8/10页）

　　治国行政的大原则我就不详细介绍了，仅仅引用几个小细节，来看看朱元璋为后代考虑得周密到了什么程度。开宗名义第一章是安全第一：

　　为了安全起见，你们和亲信大臣们商量机密时，带刀护卫只许离你们十丈远。

　　每天晚上，都要警省。没事常听听城中动静，听听市声是不是有什么异常？也可以到院子里，看看天气星象，有没有什么灾难的征兆？

　　作为仁慈的父祖，连子孙后代如何吃饭，哪顿饭多吃哪顿饭少吃，他都想得周周详详：

　　当了皇帝住在宫里，每天要早起晚睡，酒要少饮，饭要按时吃！午后不许吃得太饱！（如果是外出在路上可以不受此条限制。）其他各章也有诸多注意事项。比如，如果宫内女子生病，只能在白天找大夫，夜晚不管多急的病，只能挺着。请大夫时，须要监官、门官、局官各一人，太监三人，老妇二人，陪医生一起进宫。如果这些人不陪，只叫老妇陪着进宫，则很容易发生危险之事，官员都要斩首，太监、大夫、老妇都要凌迟处死。

　　再有，他亲自规定亲王出行时，都要带些什么东西：交椅一把，脚踏一个，水罐一个，水盆一个，香炉一个，香盒一个，拂子二把……看了这些规定，你会明白为什么朱元璋想了六年，改了七次吧。看看，做朱元璋的子孙多么享福，出生时几乎不用携带大脑。三百多年里，大明王朝基本上是按照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政治模式来运转，每一件事都有成例，每一件事都有定制，几乎没给后任皇帝留下任何权力运用上的自由。没有紧急的事情，皇帝不得出紫禁城一步。一年到头，一天到晚，所有的活动几乎都有固定的日程。

　　对亲王们来说，这种幸福更是难以忍受。因为不断有亲王作乱，后代皇帝继承太祖精神，不断强化对亲王的规定，使明代中后期的亲王，几乎变成了囚犯。这些原本被认为帝国内最幸福的人，在生活自由方面连普通百姓也不如。皇族只许安坐享福，不许从事任何职业。亲王终生只能生活在王府里，想出城遛遛弯儿，得专门派人千里迢迢向皇帝本人递出申请。如果没有皇帝的亲自许可，亲王连出城扫墓都不行。为了防止亲王们有串通的机会，皇帝又规定，亲王们终生不得相互见面。

　　《明史·诸王传》赞语评论说有明诸藩……徒有虚名，坐縻厚禄，贤才不克自见，知勇无所设施。防闲过峻，法制日增，出城省墓，请而后许，二王不得相见。藩禁严密，一至于此。

朱元璋的幸福观

　　当然，朱元璋绝对不会同意这些西方人的看法。他绝不认为自己的形象是这样的恐怖、丑恶。相反，在他手中那面东方式的铜镜里，他看到自己既威严又仁慈，像一个充满智慧的老爷爷。

　　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朱元璋如此强横地限制、剥夺社会其他成员的自由，无疑是野蛮、荒谬和无理的。他有什么权力像关家畜一样把人们关起来？有什么权力可以限制老百姓在自己的国家里自由迁徙？

　　朱元璋却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因为，天下百姓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赐予的。他是老百姓的再生父母，因而有权对他们进行任何处置。

　　洪武初年，因为缺乏干部，朱元璋四处征召读书人出来做官。贵溪县读书人夏伯启叔侄二人也在征召之列。这两个人怀念故国，不愿在新朝为官，遂斩去左手大指，以明不愿出仕之志。朱元璋闻听，勃然大怒，立命把二人捆赴京师，在皇宫里亲自对他们二人讲了一通道理，说明为什么不为他服务是极端错误的。

　　朱元璋的这篇讲话详细地记载在《大诰三编·秀才剁指第十》。让我们奇文共赏，看看朱元璋的逻辑：

　　广信府贵溪县儒士夏伯启叔侄二名，各自截去左手大指。我命人拿赴京师，亲自审问之，问他：“昔世乱之时，汝居于何处？”对曰：

　　“红巾造反时，我避兵于福建、江西两界间。”曰：“你带着家小一起逃的吗？”对曰：“奉父亲一起逃走。”曰：“既奉尔父行，上高山峻岭，下深沟陡涧。还用手扶持乎？”曰；“扶持。”曰：“后来居何处？”曰：“红巾张元帅守信州时，伯启归还家乡。”曰：“再后来又何如？”曰：“教学为生至今。”

　　通过启发式的问话，朱元璋让夏伯启把他在元时四处奔逃的悲惨与现在的安居乐业作了对比。接着，他掉弄书袋，讲了一通他取天下有道的道理：

　　朕知伯启心怀忿怒，以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意对伯启说：“上古自伏羲至于黄帝，少昊至于颛顼、高辛，无文可考。知大概者，尧禅舜，舜禅禹，禹传家，汤放桀，武王伐纣。自此秦、汉至于隋、唐、宋、元，天更其运作者，非一帝尔。皇帝轮流作，明年到我家，一家一姓，不可能千年万代。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子孙不能一直奉天勤民，所以不称天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