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上帝”到广西——洪秀全的勃然而兴（第12/15页）

太平军赚城不成，就在文昌门外象鼻山下扎营，准备攻克桂林。由于桂林城坚，清军各路援军赶至，太平军打了一个多月后，难以攻入，于是，他们撤围杀向兴安。

在桂林攻城战中，清朝大将乌兰泰中炮，伤重身死。

赛尚阿依旧躲在阳朔不敢出马。清廷闻之震怒，先把他削官四级，然后派两广总督徐广缙代替他为钦差大臣。很快，清廷以“调度无方，劳师费饷”的罪名把赛尚阿逮回京城治罪，并抄其家。仅仅一年多时间，老赛便从“中堂”沦为“有罪犯官”。

回京之后，清廷会审，论成“大辟”，但咸丰帝念老赛在先朝有功绩，定为“斩监侯”。和现在一样，“死缓”一般就死不了。咸丰三年，太平军的北伐部队攻开封时，赛尚阿被放出来，与僧格林沁一起协防京师。老赛与僧格林沁同为蒙古人，自然互相“照顾”回护，先前的失败罪责，咸丰帝自然不再追问。日后太平天国败亡，同治“中兴”时，赛尚阿之子崇绮得中同治四年乙丑科状元。依理，满蒙贵族一般不会点状元，因为清朝有“汉不选妃，满（蒙）不点元”之说。如此“破天荒”之举，实是慈禧等人受咸丰影响，以此举来安慰赛尚阿这位老臣之心。同治十一年，同治帝16岁大婚，皇后正是崇绮之女，即赛尚阿之孙女。夫妇二人感情不错，但慈禧却不喜欢这个儿媳。同治帝得性病死后，这位皇后吞毒殉夫。赛中堂本人身子骨硬朗，光绪元年才病死。

“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崛起于广西，从更远的历史因素考虑，还可溯源如下：其一，明末清初之际，南明的永历帝最终在云南被杀，广西仍旧有不少李定国等南明将领的手下士兵散落于乡间山林，也有南明湖广籍旧部避难于其中，被当地人称为“山湖广”。这些人与壮族、瑶族山民杂居，势必把反清复明的思想播植于其间。其二，对历朝历代封建朝廷来讲，广西一直是“穷山恶水”、“烟瘴之地”，属于流放犯人的特别区域之一，军流杂配，遍布全区。这些人犯本性犯上，又遭流放，自然对清政府怨毒满胸，蠢蠢思动，自清初就不断有人造反，经久不息。连著名的“黑旗军”（刘永福为头），原先也是造反的人犯队伍，日后受招安，成为在越南等处抗击法国入侵的有力军事武装。其三，乾隆末年清政府为了帮安南（越南）国王打仗，派大军自广西等处进攻，结果损失惨重。清朝的军事行动不仅对广西当地人民造成巨大的人财力消耗，清政府还把米谷、银饷等开支算在当地人身上，对广西人民造成极大的负担。此外，加上地方官员贪黩，虚报增垦数字，巧取豪夺，致使广西农民不断被开科加赋，民不聊生，种下无数动荡的种子。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已经成为“太平天国”。

假设，仅仅是个假设——假设当初紫荆山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捉住冯云山指控他“集结妖匪”得以成立，假设桂平县知县王烈是个一心为公的“好干部”，并怀着“水落石出”的心态深究此事，冯云山、洪秀全数人不死也得脱层皮，最轻也要在广州大狱中关上十几年，“太平天国”只能是洪秀全头脑中的谵妄梦幻了。

当太平军在永安封王建制大施拳脚时，东躲西避的王作新忧心忡忡，作诗曰：

治乱循环古有言，多因执事惮其烦。
积薪厝火终为患，蝼蚁穿堤久不论。
破贼如期为众一，争功时见久徒繁。
连年巨寇于何靖，坐使英雄手击樽。

作为大清王朝的顺民和知识分子，王作新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其一家子侄辈四人均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阵亡。可称幸的是，王作新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太平天国的覆亡，他本人死于同治庚午年（1870年）。极其可悲的是，虽然成王败寇，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名字却永远留在了历史之中，王作新这个人却永久地遭到了世人们的遗忘。光绪年间，清朝政府只按照“积劳病故”惯例准许让他的牌位进入桂平县的祠坊，并未特别褒奖他当初“料事如神”的预见性。“文革”中，极左思想影响下，各地大揪历史账，其后人很可能遭受更大的冲击。如果以“悲剧”二字加诸王作新身上，可能再恰当不过。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本书中会多处使用“太平军”这个概念，但是，拜上帝会和后来的太平天国从来没有自称过是“太平军”，他们自称“天军”、“天兵”，当时的老百姓管他们叫“长毛”，清政府管他们叫“粤匪”、“粤寇”、“发逆”、“粤贼”。一直到20世纪初，满清灭亡，民国乍兴，在各种著作中才逐渐有“太平军”之称。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当局正式下文，要求日后记述太平天国历史的作品不能再用“粤贼”等“诬蔑”称呼。这是因为老国民党好多主力干将都出自广东，对于“粤寇”、“粤贼”这样的词汇十分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