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秦汉时实业（第6/8页）

钱币者，物贾之度量衡也。度量衡可一不可二，钱币亦然。故古虽各物并用，秦、汉间遂专重金、铜。然事变之来，每非其时之人所能解。不能解，遂欲逆之而行。汉武欲行皮币白金。哀帝时，又有上书，言古者以龟、贝为宝，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者。见《汉书·师丹传》。皆与文学谓往者币众财通而民乐，同一见解也。又有谓钱可废而代之以谷帛者。晃错曰：“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为物轻微易臧，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亡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贡禹曰：“铸钱采铜，一岁十万人不耕。民坐盗铸陷刑者多。富人臧钱满室，犹无厌足。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平，奸邪不可禁，原起于钱。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毋复以为币。除其贩卖租铢之律。师古曰：租铢，谓计其所卖物价，平其锱铢而收租也。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壹意农桑”。皆见《汉书·食货志》。后汉肃宗时，张林言谷所以贵，由钱贱故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诏诸尚书通议，为朱晖所驳，事寝。后陈事者复重述林前议，以为于国诚便。《后汉书·朱晖传》。均系此等见解。景帝后三年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终始。间岁或不登，意为末者众，农民寡也？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昭帝元凤二年、六年，皆诏三辅、大常郡得以叔粟当赋。皆可谓颇行其议者。王莽之见解，盖亦主张众币，故其定制，至有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已见第六章第二节。事与时违，卒至大败。其时公孙述废铜钱，置铁官钱。注云：置铁官以铸钱。百姓货币不行。蜀中童谣曰：“黄牛白腹，五铢当复。”盖民习于旧，不愿更张也。光武建武十六年，以马援议，行五铢钱。终后汉一朝无大变。至汉末，董卓出，乃大坏。

桓帝时，有上书言人以货轻钱薄，故致贫困，宜改铸大钱。事下四府群僚，及大学能言之士。刘陶上议，以为当今之忧，不在于货，在乎民饥。竟不铸钱。灵帝中平三年，铸四出文钱。《宦者传》云：“钱皆四道。识者窃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见，此钱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师大乱，钱果流布四海。”此盖董卓改币时，为恶币所逐也。献帝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卓传》云：悉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钟、虡、飞廉、铜马之属以充铸焉。故货贱物贵，谷石数万。《三国志·卓传》作谷一斛至数十万。案《后书·卓传》述李傕、郭汜作乱时情形云：“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献帝纪》兴平元年，亦有是语。则谷一斛数十万，自在傕、汜入长安后，卓时物价虽贵，尚未至此，《志》盖要其终言之也。又钱无轮廓，不便人用。钱法自此大坏。魏文帝黄初二年三月，复五铢钱。十月，以谷贵，复罢。《三国·蜀志·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曰：初攻刘璋，备与士众约：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及拔成都，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军用不足。备甚忧之。巴曰：“易耳。但当铸直百钱，平诸物贾，令吏为官市。”备从之。数月之间，府库充实。《吴志·孙权传》：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诏使吏民输铜，计铜畀直，设盗铸之科。赤乌元年，铸当千大钱。九年《注》引《江表传》曰：是岁权诏曰：“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今闻民意，不以为便，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私家有者，敕以输藏，计畀其直，勿有所枉也。”吴行大钱，十年而废。蜀直百钱后亦无闻，疑亦未能久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