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秦汉学术（第23/34页）
注记之职，汉世亦有之。《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自撰显宗起居注是也。《马援传》：援兄子严，永平十五年诏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和熹邓皇后纪》：元和五年，平望侯刘毅，以大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记，上书安帝，言汉之旧典，世有注记，宜令史官著长乐宫注。帝从之，则亦事后然后从事于裒辑也。
注记撰述，既由于官，遂不免于忌讳回护，而秉笔者或且因之而获祸焉。《后汉书·蔡邕传》：董卓被诛，邕在王允坐，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即收付廷尉。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大尉马日䃅驰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汉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此事亦见谢承书，《三国志·董卓传注》引之。裴松之谓邕情必不党；纵复令然，不应言于王允之坐；斯殆谢承之妄记。固也。然时必有以马迁之作为谤书者，(35)后人乃有此附会之辞。《后书注》引《班固集》云：“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义士也。”《三国志·王肃传》：明帝问肃：“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可见当时多有此说。善夫孔僖之言之也，曰：“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裴松之亦曰：“迁但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班彪岂不知新末起兵，假托刘氏者，但为愚人习识姓号，乃以姻娅之故，强谓汉承尧后，必当复兴，岂非偏私佞媚之尤？而固且敢曲诋司马氏。乌乎！孟子曰“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何其班氏之袒汉，愈于孝子慈孙之暱其父祖也？李法讥史官记事不实，后世有识，寻功计德，必不明信，坐失旨免为庶人。马后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刘瑜上书陈事，讥切中官，窦武引为侍中。武败，瑜被诛，宦官悉焚其上书，以为讹言。魏明帝诏收黄初中诸奏陈思王罪状。公卿已下议：尚书、中秘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盖枉史事以顺一人一家之好恶久矣，岂不哀哉！荀悦《申鉴》曰：“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恶人惧焉。宜于今者，备置史官，掌其典文，纪其行事。每于岁尽，举之尚书，以助赏罚，以弘法教。”亦幸而其议未行耳，使其行之，党同伐异，恶直丑正之祸，又可胜道哉？
古史皆国自为纪。公卿大夫所称述，农夫野老之流传，亦皆散无友纪。及谈、迁有作，乃举古事之可记者，下逮当世，悉网罗之于一编，诚通史之弘著也。抑通史之义有二：萃古今之事于一编，此通乎时者也。合万邦之事于一简，此通诸地者也。自古所谓世界史者，莫不以其所知之地为限。当谈、迁之时，所知之世界，固尽于其书之所著，则谓其书为当时之世界史可也。其创制之功，亦伟矣哉！迁书之作；班氏父子谓其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36)接其后事。据《汉书·迁传赞》及《后汉书·彪传》彪论《史记》之语。其言不甚可信。古人撰录旧书，例不改其辞句，如《汉书·陈胜列传》仍《史记世家》至今血食之文，其明验也。迁书所述之事，虽与《左》、《国》或同，而其辞绝异，安得谓其曾见《左》、《国》？又其所述，与今《战国策》，亦有异同，《史记·吕不韦传》：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索隐》：《战国策》以不韦为濮阳人，又记其事迹，亦多与此传不同，班固虽云大史公据《战国策》，然为此传当别有所闻见，故不全依彼说。或者刘向定《战国策》时，以己异闻，改易彼书，遂令不与《史记》合也。案此论甚通。则其所见者，亦非今之《战国策》也。《汉书·迁传赞》但云“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不云谁撰；而《后书·班彪传》云：“汉兴定天下，大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盖妄人所改，非彪之旧。今就迁书而剖析之，其所据者盖有五：(37)《春秋》，一也；《尚书》，其较后者曰语，二也；此古左右史之所记。《春秋》为记事之史，《尚书》为记言之史。由记言推广之而及于记行，则成今之《国语》矣。《左氏》是否据《国语》纂辑姑措弗论，要其为书，必与《国语》同类，则无疑也。《史记》列传，即原于语。故在他篇中述及，仍称为语。如《秦本纪》述商鞅说孝公变法曰“其事在《商君语》中”，《孝文本纪》述大臣诛诸吕，谋立代王曰：“事在《吕后语》中”是也。《萧相国世家》述吕后与何谋诛韩信曰“语在淮阴侯事中”，《留侯世家》述良解鸿门之危曰“语在项羽事中”，语、事二字，必浅人所互乙。《帝系》、《世本》，三也，此古小史所职。经子之类，四也。身所闻见，五也。迁所据之书，虽不可知，其种类固犹可推见也。继谈、迁之后者：《汉志·春秋家》有《冯商所续大史公》七篇。《后汉书·班彪传》曰：“司马迁著《史记》，自大初已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世遗事，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注》曰：“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史通·古今正史篇》则云：“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徇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此可见新室美政，为彪父子刊落殆尽，而今《汉书》述新室事，绝不足信也，可谓秽史矣。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诸家行事，向、歆、扬雄自有传。冯商已见上。史岑见本集人物篇。晋冯、段肃见《后书·班固传》。冯衍自有传。余七人未详。据浦起龙《通释》。然知几之言，必有所本也。彪子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人有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固弟超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探续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为断代史之首焉。彪女名昭，见《后书·列女传》，云：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又云：《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其后则谢承作《后汉书》，见《三国·吴志·吴本权谢夫人传》。王化作《蜀书》，《华阳国志·后贤志》：王化，字伯远，广汉郪人也。著《蜀书》及诗赋之属数十篇。其书与陈寿颇不同。韦曜著《吴书》，见前。曜得罪后，华核上疏救之，曰：《吴书》虽已有头角，叙赞未述。昔班固作《汉书》，文辞典雅。后刘珍、刘毅等作《汉记》，远不及固，叙传尤劣。今《吴书》当垂千载。编次诸史，后之才士，论次善恶，非得良才如曜者，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如臣顽蔽，诚非其人。曜年已七十，余数无几。乞赦其一等之罪，为终身徒，使成书业，永足传示，垂之百世。皓不许，遂诛曜，徙其家零陵。又《吴志·步骘传》：周昭与韦曜、薛莹、华核共述《吴书》。断代之体益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