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秦汉学术（第30/34页）

秦时焚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卜筮之书不足道。种树之术，已略见第十六章第一节。医家著于正史者，为先汉之仓公，后汉之华佗。仓公者，齐大仓长。姓淳于氏，名意。即第十八章第七节所云犯罪当刑，其女缇萦上书，而文帝为之除肉刑者也。仓公尝见事数师，悉受其要事，尽其方书，而其最后受学者，为临菑元里公乘阳庆。庆谓意曰：“尽去而方书，非是也。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我家给富，心爱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意对诏问曰：“病名多相类不可知，故古圣人为之脉法，以起度量，立规矩，县权衡，案绳墨，调阴阳，别人之脉各名之。与天地相应，参合于人，故乃别百病以治之。”又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其自述治验，无一不“切其脉”者。盖治病之最难者为诊察，诊察之术，古以望、闻、问、切并称，而四诊之中，又以切为最难，故医家之能致力于是者，其技必较精也。意对诏问所称“大阳”、“少阳”、“阳明”、“厥阴”等名，与《伤寒论》同；又谓胃气黄，黄者土色，说亦与《素问》等书合；知古医学虽或有派别，而本原则同也。意治病虽亦兼用针灸，然用汤液时似多，亦或用药酒。至华佗则尤以手术名。《三国志》本传云：佗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若病结节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案今人动言中医不知解剖之学，故不知人体生理，此说实误。“人死则可解剖而视之”，语见《灵枢经·水篇》。《汉书·王莽传》：莽得翟义党王孙庆，使大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臧；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莽虽事事皆好求精，然此事必前有所承，不然，不能创为也。关羽尝中流矢，破臂作创，刮骨去毒，则刳 割之事，亦非凡医所不能为，特其技有精有不精耳。《三国·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云：逵前在弘农，与典农校尉争公事，不得，乃发愤，生瘿。后所病稍大，自启欲令医割之。大祖惜逵忠，恐其不治，教谢主簿：“吾闻十人割瘿九人死。”逵犹行其意，而瘿愈大。逵之不愈，或不容归咎于医，然谚语亦必有由，不容尽诬也。佗之妙，或在其麻沸散，麻醉药为医家一大发明。病有非刳割不治者，无此，人或惮痛苦而不敢治；或虽不惮，而痛苦非人所能堪；于法遂不可治也。《三国·吴志·吕蒙传》：蒙疾病，孙权时在公安，迎置内殿，每有针加，为之惨戚，即以无麻醉药，不能使病者免于痛苦也。然后世铃医犹有其方，见《串雅》。则亦非佗所独也。是时医家颇自秘其技。《史记·扁鹊列传》：长桑君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此即阳庆所谓禁方。庆亦谓淳于意曰：“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意又学于公孙光。既受方化阴阳及传语法，未详。欲尽受他精方。光曰：“吾方尽矣，不为爱公所。吾身已衰，无所复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与公。毋以教人。”意曰：“意死不敢妄传人。”光又告意曰：“吾有所善者，皆疏同产，处临菑。善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闻也。吾年中时，尝欲受其方。杨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与公往见之。”医家之自秘如此，此其技之所以多不传与？淳于意言阳庆家富，不肯为人治病。自言家贫欲为人治病，而史亦言其或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盖通其术者少，则富给者敖很自尊，贫窭者靳其长以要重赏矣。《三国志·华佗传》云：“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后大祖亲理得病，笃重，使佗专视。佗曰：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佗久远家，思归，因曰：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大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大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佗卒以是死。《志》又言佗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则亦李少君之流，恃方以自食者，安得云本作士人？其屡呼不应，全是富给之后，恃能骄蹇耳，宜乎魏祖之深恶之也。中国医家，为后世所宗者，莫如张仲景。仲景名机。《隋志》有其方十五卷。《新》、《旧唐志》同。又有其《疗妇人方》十二卷，皆不传。其传于后者曰《伤寒杂病论》，凡十六卷。《新唐书·艺文志》作《伤寒卒病论》十卷。盖传者或析其论伤寒者十卷，论杂病者六卷各为一书，《唐志》以十卷者冒全书之名，而又误杂为卒也。今《伤寒论》尚存，而序次有疑义，为医家聚讼之端。《杂病论》只有节本，改名曰《金匮玉函要略》，乃赵宋之世馆阁所藏也。仲景正史无传，行事不可知。其《自序》云为长沙大守。然《自序》似系伪物，不足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