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吴越春秋百家姓第二位钱姓的创业史（第9/15页）

钱鏐死后，钱元瓘在老父灵前痛哭流涕，四天不吃东西，侍从劝他保重身体，钱元瓘只是勉强喝了点粥。到了后唐长兴三年（公元 932年）四月，钱元瓘即王位。

在五代十国时期有这样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创业的第一代军事能力普遍较强，但到了第二代在军事上基本不及格。虽然有些第二代很早就开始在军队中培养威望和能力，但总体来说，明显不如第一代。原因很复杂。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第二代人成长起来后都开始过上富贵生活，因为没有第一代那样对富贵极度的渴望和出身社会底层的那种狠劲，所以在军事上都很难有做为。在乱世中出头，一定要狠，在这样一个时代，过度的善良就是懦弱，过度的懦弱就是无能，最终只能被人吃掉。

吴越的外交政策依然沿袭钱鏐时代，继续向后唐称臣，后唐长兴四年（公元 933年）七月，李嗣源加钱元瓘为中书令，进封吴王。因为杨氏的吴国（其实是徐知诰的“吴国”）不服李嗣源，所以李嗣源也不承认这个吴国，当然杨氏吴国是后史所承认的，所以不可能再称浙江为吴国，吴越之名久以成习惯，不必再拗口的称什么南吴北吴。

后唐和吴越两国的关系在经历过老王爷时代的一段波折后，又恢复了正常。到了九月，六十九岁的老皇帝李嗣源遣侍郎张文宝来杭州宣慰吴越王。不过因为后唐和吴国关系很差，所以张文宝只能走海路，没想到海上风大，一通乱吹，把张文宝吹到了淮南境内，吴军把张文宝等人押往扬州听候发落。

在吴国主政的徐知诰也不想得罪李嗣源，能守好自己的这份家业就不错了，要把李嗣源惹毛了，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吴王杨溥按着徐知诰的意见，厚待张文宝，赏众人数万钱。张文宝是天朝大使，哪愿意在小国藩邦丢了颜面，何况私受敌国贿赂，回朝后没法交差，只受吴国饮食，一个钱不拿。杨溥很欣赏张文宝的硬朗，善心一发，放他们去杭州办差。不久从中原传来消息，唐朝皇帝李嗣源驾崩，宋王李从厚继位。

在唐明宗李嗣源主政的七八年间，中原形势一度好转，经济在缓慢恢复，政局比较稳定。可老皇帝一死，中原立刻翻天覆地，乱成了一锅粥。面对李从厚的懦弱无用，比李从厚大三十多岁的明宗养子潞王李从珂渐起反心，后唐应顺元年（公元 934年）二月，李从珂反于河中。两个月后，李从珂杀进洛阳城，驱杀少主李从厚，自为大唐皇帝。

李从珂得了志，就有人开始眼红，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和李从珂有私怨，石敬瑭是唐明宗的亲女婿，而李从珂只是唐明宗的养子，自以为是真正的皇亲国戚，看不上李从珂。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石敬瑭不惜背上千古骂名，北向认比自己小十一岁的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义父，割让中原倚为屏障的幽燕十六州，请出契丹铁骑南下消灭李从珂。晋天福元年（公元 936年）闰十一月，石敬瑭大军攻破洛阳，李从珂举族自焚，不要脸的石某人志得意满的做起了中原皇帝。

一个月后，石敬瑭遣使册吴越王钱元瓘为天下兵马副元帅，当然只是个挂名的，以示皇眷隆重。钱元瓘只想看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中原如何，他是管不到的，谁当皇帝都无所谓，拜受就是。

五代时期许多向中原政权称臣的地方藩国都奉行都对外实行“奴颜卑膝”政策，对内实行“铁血”政策，这很正常，毕竟中原政权也拿自己没辙，大家虚与委蛇，井水犯不着河水。但对于内部的那些异已分子就不一样了，毕竟这些人对自己在本地区的统治地位会造成极大的威胁，事关自己身家性命，谁敢儿戏视之？

钱元瓘身边就有两个不安份的人，而且都是钱元瓘的亲兄。，钱元瓘初立时，封弟弟钱元球为静海军节度使，钱元珦为顺化军节度使，钱元球性情狂悖，在任时“恃恩骄横”，觉得七哥也没什么了不起，凭什么就做了大王？不服气，私募亲军数千人，以图不轨。钱元瓘觉得钱元球很不老实，心下忌之，打算把他发落到温州（今浙江温州）做刺史，并让他解散亲军。

钱元球当然不依，又思夜长梦多，密封蜡丸送给钱元珦，约共起事。可惜这两位少爷做事毛躁，事机不密，被人告发。钱元瓘此时还不信：“不会吧，要说二弟骄横，这我信。要说他们要造反，似乎不太可能。”左右诸将皆道：“事贵先发，元球谋逆，中外共知。元球曾私祷鬼神，求为吴越国主，心术昭然，大王当机立断，不然，悔之无及。”

封建社会的王公贵族只要不犯天大的忌讳，怎么在外头为非作歹，最高统治者都不会过问，一旦有不臣之心，任你一父所生，一母所养，诛夷杀废，绝不手软。钱元瓘不再犹豫，晋天福二年（公元 937年）三月，钱元瓘召钱元球和钱元珦来杭州，说是有军机大事相议。钱元球大喜：“天赐我良机，岂可错过？”袖中藏刀，来杭州见七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