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谋不臧 山穷水尽（第31/35页）

第二天晚上，我到主席公馆同老太爷谈话，他告诉我：「昨夜我同赫尔利见了面，他教我学毛泽东一样，也搭他的飞机到重庆，去当国共和谈的第三方面。」老太爷答应赫尔利第三天启程。他又说：「我对赫尔利有一个要求，因此我向他说：『虽然同样是搭飞机到重庆，我的身份跟毛泽东不同。毛泽东是另外一个政治体系的，我则是国民政府特任的省政府主席，是中央政治体系的一员，也是国民党党员，所以我要去重庆前，一定要得到重庆方面的同意。希望你先到重庆见蒋委员长，由他发来电报，我再到重庆去。』」这是三十四年八月底的事。到九月初，重庆方面依然没有消息来，我老太爷对这件事的立场是不感兴趣也不拒绝，一切顺其自然。

到九月初时，政变的徵兆就出来了。我个人认为，蒋龙关係无论如何不好，但都不到要引起政变的地步，其中的毛病，一定是出在赫尔利要老太爷当第三方面的这件事上。那时候民主人士差不多都拥护我老太爷。

早在日本宣布投降时，卢汉即被派到越南，负责接收，带走了九十三军及六十军，我的部队并未随行。到九月初，我突然接到命令，要我的第十九师也加入越南受降的军队中。我认为十分不合理，因为越南已驻有卢汉的两军，既非作战，接收足足有余。我告诉老太爷说：「我不去，恐怕事情不简单。」老太爷认为我住了昆明八年，太舒服了，所以捨不得离开昆明。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舒服不舒服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需要我去。结果，老太爷还是要我前去越南。我的部队先走，四天后，部队抵达越南，我才準备动身。

在我的部队将出发那天，士兵在营房中，四点钟时，一颗砲弹从天而降，打死了七、八个士兵，这是一种徵兆。卢汉当时人在昆明，他前往巡视，判断是我的士兵不慎引爆。其实我的士兵根本没配到这种砲弹，如何引爆呢？他是鬼扯的。我猜测这是杜聿明的第五军在挑衅。老太爷也怕我和他起冲突。临走之前，我建议老太爷毁掉战时工事，他同意了。

我到越南前，预先订了十月三日的机票。是日凌晨三点钟枪声响起，第五军要进城，警察抵抗。我起床打电话给机场空军司令晏玉琮（贵州人）谈机票问题，他告诉我当日飞越南的飞机停飞了。

在抗战胜利后，云南省议会曾通电重庆，要求将第五军调离云南，因为杜军驻滇太久，既已胜利，当可返回重庆。而卢汉和周锺岳到重庆开会时，老太爷也曾希望他能要求中央儘早将驻滇中央部队调走，卢汉说：「我也是军人，我怎么敢这样讲？」

神秘出走

老太爷到南京当军事参议院院长后，身边都是特务，等于被软禁。老太爷听说中央将迁台湾，他着急了，因此才下定决心自南京出走。

陈纳

老太爷要缪嘉铭去见陈纳德，表示将搭陈的飞机离开南京。陈纳德先问：「蒋有没有命令不准龙主席离开南京？」缪答没有，因此陈纳德答应送我老太爷到中国境内任何一个地方。当然，陈纳德必定调查过缪嘉铭的话是否实在。

之后我老太爷命令秘书刘宗岳去见陈纳德，联络好上飞机的方式。陈纳德拿了一张机场通行证给我老太爷。

出走当日，我老太爷换穿西装（平时係着中装），由公馆乘坐吉普车出发。因为他平常都是下午出门，那天早上七点出走时，特务并没有注意到。他由南京上飞机，到上海再换机直飞广州，最后转到香港。

南京方面发现老太爷出走后，认为他至多只到上海。当时老五（龙绳勛）在上海，特务跟他的梢。老五知道有人跟蹤，于是东跑西跑，那群特务差不多跟了四、五天。直到宋子文到香港后，与我老太爷见了面，南京方面在上海的搜索才停止。

假如蒋龙合作，对蒋有利的地方会很大。当年蒋在南京改组政府，我老太爷帮他；抗战期间，我老太爷也配合抗日的政策。不过，抗战以后，云南的声望上昇，那时候如果问百姓：「是委员长大？还是龙主席大？」百姓会回答：「当然是龙主席大。」因为主席是正统的地方官吏，而委员长却是非常时期的职位，百姓会这么回答是因为知识不够。

当时西南联大的教授为老太爷所器重，但是他们却常发表反中共、批蒋的言论，使特务认为情况严重。另一方面，美国人支持云南坐让中央颇感不安。国共和谈时，毛泽东到重庆，来华调停的美国大使赫尔利认为我老太爷也可以到重庆去当第三方面，我老太爷说：「可以，但是我是政府官员，还要请示蒋委员长。」于是赫尔利又回到重庆去，一去两週，都没有什么动作。之后不出一个月，昆明事变就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