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与时俱进（第3/6页）

方孝孺认为豫让的做法是不大合乎一个“国士”的标准的。方孝孺说：“你豫让既然说智伯待你为国士，可你知道吗，什么叫国士？我告诉你：国士国士，乃救国之士也。所以，在智伯开始贪婪心起的时候，你豫让就应该向他指出这样下去的危害啊。你要怎么来劝呢？态度要亲切，还要诚恳。可如果智伯不听呢？那好办，一个字——接着劝！那要是智伯还是不听呢？那也好办，还是一个字——再接着劝！有唐僧那种劲头就行了。可智伯要真是个高人，连唐僧都不管用，那怎么办？那也好办，你豫让不是后来以死回报智伯吗，呵呵，反正你是要死的，早死也是死，晚死也是死，干脆就早点儿死，智伯要还是不听你的劝，你就当着他的面自杀。这样一来，智伯再怎么冥顽不灵，也会受到你豫让的感动的。他这一被感动，也就自然会明白原来你说的都是对的，于是改变作风，和韩、赵、魏三家和好了，这多好啊！可你豫让在智伯开始堕落的时候不拉一把，在旁边干瞪眼看着，等他犯了事了，死了，嘿，你又出头了，把自己当个牛人，可你早干吗来着！”

前边我说豫让的故事的时候问过大家，对豫让这个人，是不是觉得人家已经做得够可以的了？已经无可挑剔了？已经是楷模中的楷模了？

可是，现在再看看方孝孺的说法，他说得在不在理？呵呵，好像也很在理哦。儒家发展到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苛刻了。儒家既讲内圣，也讲外王。这个内圣本来没什么玄的，可是被后人越搞越玄，标准拔得越来越高，正所谓吹毛求疵，鸡蛋里挑骨头。

但我还得找补两句。这里引述了方孝孺的说法呢，联系方先生一直以来在人们心中的那种符号化的印象，就更有点儿火上浇油的意思。其实，方孝孺的思想非常丰富，而且成名很早，写作也很早，他有些很有名的东西是非常年轻的时候（比如二十岁以前）就写成的，这篇《豫让论》我先声明，我没查过是方孝孺什么时候写的，那就是说，如果这只是他的少年之作，那我们不要因此而对这个人有什么苛责——不是刚谈过他苛责豫让吗——而且，他那个时代的文人好写翻案文章，这也是一时风气。我们看到的是后儒对人的苛责已经到了一种怎样的地步，窥一斑未必就能知全豹，但也能看个大概。

我们前面刚刚领略过了，在鲁迅的时代做人不易，做儒生不易；现在时间往前推了推，也领略了在方孝孺的时代“做人不易，做儒生不易”；那，再往前推推看，看一位名人，吕文德。

这个名字是不是很眼熟？

能一下子想到这个人是谁的，肯定是读书仔细的。提示一下：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神雕侠侣》里面力守襄阳，对抗蒙古大军的是哪一位英雄？

不错，大侠郭靖。可郭靖只是民间身份，武功再高，声望再隆，那也只是一介平头百姓，他怎么指挥襄阳官兵呢？

想起来了吧，郭大侠身边还有一个半傀儡状态的襄阳政府，这个襄阳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就是那个不大起眼的小配角，软骨头，窝囊废——对了，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个吕文德。

吕文德冤枉啊，襄阳在蒙古大军的围攻之下坚守多年，这不是郭靖的功劳，吕文德居功甚伟啊，而且，还有两位不得不提的英雄。

《神雕侠侣》说襄阳是当时的战略要冲，这一点儿都没错，说襄阳坚守了很多年，具体年代我懒得去查了，反正大体也没错。现代的湖北襄樊当时各是襄阳和樊城，二城隔汉水相望，军事上互为依靠。在吕文德之前，有人就先为襄阳战区的防卫工作作出过很大贡献，为后来的吕文德作了很好的铺垫。说起此人，论名气，绝不在郭靖以下，论本领，也不输于郭靖。

我说这话是不是有人不服气了？别急，等我说出来他的名字，一大半的人都得同意我的说法。那么，此人到底是谁？

呵呵，不是旁人，正是机动战士高达！

现在知道了吧，这个日本动画片的原型就是我们宋朝的一员大将。

机动战士高达为襄阳战区的防御做了很好的基础工作，而他的接班人就是所谓郭靖扶持的吕文德。吕文德死守襄阳，守住了，可是自己也死了，怎么办？守城传统代代传，就传到了吕文德的弟弟吕文焕的身上。吕文焕也是一个字——守！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虽然打不过，却也守得住。这一守又是多年。

蒙古人一看，这么多年了，襄阳怎么还是攻不下来啊？其实蒙古人在那么早的时代里就认识到了科学技术不但是生产力，还是第一生产力。他们任用了外国专家，开发高端武器，并迅速把这种武器投入实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