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加赋”不是善政（第3/4页）

韦小宝点头道：“我明白了，原来明朝百姓造反，倒是做皇帝，做官的不好。”康熙道：“可不是吗？明朝崇祯年间，普天下百姓都没饭吃，所以东也反、西也反。杀平了河南的，陕西的又反；镇压了山西的，四川的又反。这些穷人东流西窜，也不过是为活命。明朝亡在这些穷人手里，他们汉人说是流寇作乱。其实什么乱民流寇，都是给朝廷逼出来的。”韦小宝道：“原来如此。老皇爷要皇上永不加赋，天下就没有流寇了。皇上鸟生鱼汤，铁桶似的江山，万岁万岁万万岁。”康熙道：“尧舜禹汤，谈何容易？不过我们满洲人来做中国皇帝，总得要强过明朝那些无道昏君，才对得起天下百姓。”

看看，康熙要来个“永不加赋”，韦小宝赶紧吹捧他是“鸟生鱼汤”。孟子是满口“鸟生鱼汤”的，也鼓吹民本思想，要让百姓有好日子过。从孟子上段话来看，以前的赋税额还真是很低，关卡和市场还都不收税，不像后来。

终于熬到康熙爷，永不加赋，很仁政吧，很孟子吧？我看到有人评金庸说他把“侠”写到头了，康熙这个“永不加赋”就是最高的“侠”。

但是（无论什么话就怕“但是”），历史上，康熙虽然的确也说过这个“永不加赋”，可“我大清”却没能做到。不过，这只能说明人家反悔了而已，并不能说明清朝皇帝们做得不对。因为，“永不加赋”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意味着与民为善的。

我们一般人的想法里，什么样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当然，这是指古代来说——是包青天陈州放粮，是康熙爷永不加赋，事实上，这种想法是比较片面的。

先抛开贪污腐败不谈，就一个国家的财政税收来说，不是税收得少就能代表政府体恤民情，也不是税收高了就意味着苛捐杂税，这都是简单化的理解，失之偏颇。古人也有这种偏颇，比如，古人很早就有过“藏富于民”的主张，认为政府别收太多的税，钱在老百姓手里攥着就挺好，等真有什么军国大事了，就让大家一起出力。司马光当年就是持这个看法的，在这一点上狠狠地攻击王安石的变法。

“藏富于民”听上去很先进，很合理，可问题是，政府的税收水平如果太低，那些公共设施该怎么维持？就看看现在我们身处的城市，修桥铺路都是很花钱的，这些钱主要都是从税收里来。古代有人就指出过，政府某个时候把税收提高一些，拿这些钱解决水利灌溉问题，解决防洪问题，那灾民也就不会那么多了，也省得总是开仓放粮了。

所以说，税收到底是高是低，要在一个合理的尺度上，不能让老百姓接受不了，也不能使政府没有足够的钱去搞公共设施建设。当然，如果是高税收来给皇帝自己穷奢极欲，这另当别论。

然后，又得说到“与时俱进”这个词了，税收额度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的，时刻调整在一个最合适的位置，这才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一味认为藏富于民的政策好，一味认为低税率好过高税率，一味认为“永不加赋”是所谓仁政的，这都不对。

如果往复杂了说，这里还有个权谋问题。如果我是地方官，而且有制定税率的权力的话，我想让老百姓对我感恩戴德，我会怎么做？

如果我把税率定高了，用这些钱做了很多公共设施建设，比如，把防洪工作做好了，以后不会有水灾了。这样呢，肯定没太多人念我的好，还会有不少人嫌我收税高，是个贪官，至于没有水灾了，既然没有了，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可如果我实行低税收，大家一定都高兴，我没钱搞公共设施，那就不搞，等发洪水的时候胡乱张罗张罗，然后开仓放粮。这样一来，我肯定就能得个清官的美名。

如果抛开权谋问题，单纯一点儿来说，低税收还存在着一个深层问题，那就是，低税收的受益者究竟是不是底层老百姓？——这可真不一定呢。地主老财对政府上的税倒是低了，可他们自己向佃农收的税可不一定就跟着低了呀。现代经济学就很注意这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涉及被课税的商品的需求弹性，我们现在虽然说的是古代的事，但是，现代理论讲的税收的“转嫁”和“归宿”这两个问题其实在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了——政府想给一些人减税，可这些人并没有得到好处；政府想给一些人（或商品）加税，可加的税却被转嫁到别人头上了。所以，当政府想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实行减税政策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是要想清楚的，不见得减税就是好，加税就是坏，事情没有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