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人间佛国（第3/13页）

那么，再往下继续推论的话，所谓“六道轮回”，其实并不是有一个“我”在其中轮回，不是有一个恒常不变的灵魂在其中轮回，而是“有情”的死亡导致了“六大”与“五蕴”分崩离析，而分离后的种种因素又在因果锁链的作用下发生了新的聚合，这并不是被很多人想当然地理解的那样，存在着一个不变的、恒常的灵魂，在六道之中反反复复地投胎转世——“因”只会“促成”“果”，而不会“变成”“果”。

对于这个“诸法无我”，历来还有着种种引申的理解，但绝对不是像《三世因果经》之类的伪经所谓的那样：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今生积德行善，好求得来生的福报——佛陀指给人们的“因果”之说，是在阐明宇宙变化的规律，而不是庸俗的道德投机。佛陀是在给大家讲道理，而不是带领大家做买卖；佛陀所关注的是解脱之道，而不是帮助世人求平安、求富贵。

那么，再回到这个因果规律，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句名言其实一样是在说规律，但是，这个规律却不是像很多人僵化理解的那样：“我”做善事，所以“我”就得善报；“我”做恶事，所以“我”就得恶报——这是道德，而不是佛法，佛陀关注的是宇宙的终极真理和众生的解脱法门，而不是道德，当然就更不是道德投机。

所以，从这层因果规律来看，前人栽树，是种了善因，后人乘凉，是得了善果，并不是前人栽了树就一定自己能乘凉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前人砍了树，是种了恶因；他自己乘不了凉，后人也跟着乘不了凉，这是恶果。所以，虽然“善恶有报”没错，可种下善因的人却不一定是自己得到善报，种下恶因的人也不一定是自己得到恶报。这才是世界的真相，不过后来被赋予了太多一相情愿的道德色彩；这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本来面目，只不过这真会伤透了怀有美好情操和淳朴愿望的人们的心。

四

虽然作为第一部汉译佛典的《四十二章经》早早就出现于汉代，但它的真实性却一直遭到质疑。即便我们忽略这方面的怀疑，也不得不承认汉代的佛经翻译工作并没有什么规模性的进展和比较突出的成绩。但是，根据《后汉书》的记载，东汉政权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两位皇帝之一的汉桓帝就曾经进行过对佛陀的拜祭仪式。

汉桓帝的性格体现出了人性中极为普遍的多神崇拜倾向、偶像崇拜倾向和非理性倾向：信奉道教的汉桓帝以豪华的仪式拜祭太上老君，并且在同一个仪式中也拜祭了佛陀。

饱学的襄楷上书汉桓帝，对后者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意见，大意是：听说皇宫里供奉着黄老和佛陀，可黄老之道俭朴无为，陛下却欲望多多，杀伐多多，这不是明显违背了黄老之教吗？违背了人家的教导，却希望能够得到人家的保佑，世上哪有这种道理呢？至于佛陀，天神曾经派出美女试探修行中的佛陀，而佛陀对美女根本就不多看一眼，只是说：“不过是红粉骷髅罢了。”佛陀就是这样坚定守一才终于得道的啊。可陛下您呢，把天下顶尖的美女都养在宫里，自己吃的、喝的也都是天下最好的东西，陛下完全和佛陀之道背道而驰，却希望能够得到人家的保佑，世上哪有这种道理呢？

襄楷的话虽然“十分”有理，却“一分”也没有考虑人性——古往今来，拜祭太上老君的人里有几个研读过《道德经》呢？烧香拜佛的人里又有几个研读过佛经呢？

到了晋代，佛经翻译开始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人被这一外来的法门吸引了去，并且惊讶地发现其中蕴涵着无穷的魅力。

这个时代正是玄学兴盛的时代，士大夫阶层好老庄、务清谈，这一个时代的特点对佛教在中土的发展来说成为了一把双刃剑——对老庄的着迷使得人们更容易去亲近和老庄思想有些相似之处的佛教，对清谈的酷爱使得人们对般若之学里复杂的逻辑与玄机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是，佛经也因此而被掺杂进了不少道家色彩，“空”“无”这些佛学概念使另一个语境下的中国译者们很容易把它们和道家思想中相似的概念混淆起来，并且用后者的术语来对译前者——这既给了当时熟悉老庄的人们以一种方便的领悟契机，同时也歪曲了佛陀原本的思想。

时代使然，这一时期的僧侣精英们明显带有哲人色彩，他们的学识、风度和口才为自己塑造了强大的感召力——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没能弄清楚佛陀思想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并且还使得错误的认识得到强化之后又继续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