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泛论子学时代(第3/5页)
在一社会之旧制度日即崩坏之过程中,自然有倾向于守旧之人,目睹“世风不古,人心日下”,遂起而为旧制度之拥护者,孔子即此等人也。不过在旧制度未摇动之时,只其为旧之一点,便足以起人尊敬之心;若其既已动摇,则拥护之者,欲得时君世主及一般人之信从,则必说出其所以拥护之之理由,予旧制度以理论上的根据。此种工作,孔子已发其端,后来儒家者流继之。儒家之贡献,即在于此。
然因大势之所趋,当时旧制度之日即崩坏,不因儒家之拥护而终止。继孔子而起之士,有批评或反对旧制度者,有欲修正旧制度者,有欲另立新制度以替代旧制度者,有反对一切制度者。此皆过渡时代,旧制度失其权威,新制度尚未确定,人皆徘徊歧路之时,应有之事也。儒家既以理论拥护旧制度,故其余方面,与儒家意见不合者,欲使时君世主及一般人信从其主张,亦须说出其所以有其主张之理由,予之以理论上的根据。荀子所谓十二子之言,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也。人既有注重理论之习惯,于是所谓名家“坚白同异”等辩论之只有纯理论的兴趣者,亦继之而起。盖理论化之发端,亦即哲学化之开始也。
孟子曰: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滕文公》下,《孟子》卷六,《四部丛刊》本,页十三)
庄子《天下篇》曰: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卷十,《四部丛刊》本,页二十五至二十六)
《汉书·艺文志》曰:
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前汉书》卷三十页三十)
所谓“圣王不作”,“贤圣不明”,“王道既微”,即指原有制度组织之崩坏也。因此崩坏,故“道德不一”,故“时君世主,好恶殊方”;而“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上古时代哲学之发达,由于当时思想言论之自由;而其思想言论之所以能自由,则因当时为一大解放时代,一大过渡时代也。
【注】《艺文志》所谓“时君世主,好恶殊方”一点,本亦为战国时代思想发达之一因。吾人试看后来皇帝显宦及富商巨贾对于学术之关系,便可知矣。但春秋战国时代时君世主,及当时社会,所提倡之学术,与后来皇帝等所提倡者,何以不同,则不能不以春秋战国时之政治社会经济的背景说明之。时君世主及社会之提倡学术,非春秋战国时代所特有之情形,故未多论及之。
三 【子学时代之终结】
世多以战国之末,为古代哲学终结之时期。盖一般人以为秦始皇焚书,禁天下藏“诗书百家语”,故觉秦时如一野蛮时代,以前学说,至此悉灭。其实秦始皇“第烧民间之书,不烧官府之书;第禁私相授受,可诣博士受业”。(崔适《史记探源》卷三。参看郑樵《通志·校雠略》,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秦皇李斯之意,盖欲统一思想,非欲尽灭当时之学说也。[3]故秦始皇所立博士中有各家学者。(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卷四)虽在整齐画一制度之下,思想言论,失其自由,学术发展诚受相当阻碍,然秦亡极速,不致有大影响。故在汉初,诸家之学仍盛。文帝好黄老家言,为政以慈俭为宗旨。窦太后亦好黄帝老子言。盖公教曹参以清净治国家。汲黯修黄老术,治民主清净。淮南王延客著书,杂取各家之说。[4]司马谈叙六家以道家为最高。贾谊明申商。晁错尝学申商刑名。韩安国受韩子杂说。主父偃学长短纵横术。《史记》、《汉书》,均明言之。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云:“至孝文皇帝,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汉书》本传)可见汉文帝时之博士,中亦有各家学者也。至于《礼记》及所谓《易十翼》,为儒家重要典籍,其中亦有为汉初儒家者流所著作者。《春秋·公羊》家言,亦至汉始为显学。故儒家哲学,亦在汉初始完备也。观董仲舒对策之词,亦可见当时之情形矣。
董仲舒对策曰: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董仲舒传》,《前汉书》卷五十六页二十至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