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短的结论（第3/7页）

[18] 《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第9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3～244页。

[19]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519页；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758页；《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2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第12页。

[20] 斯大林在1945年12月与蒋经国会谈时提到，苏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当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个建议，这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很大混乱”；АПРФ，ф.45，оп.1，д.322，л.98-121，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сына Чан Кайши в Москву，декабрь 1945-январь 194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111。

[21] 以上引言见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1945年8月23日；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13页。

[2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5～246页。

[23] 《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15～616页；《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3、15～17页。

[24] 关于重庆谈判的详细过程和国共双方的主张，中国学者已有深入研究，最值得参考的成果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第八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本文则重点考察苏联对重庆谈判的态度。

[25]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45年8月10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14，д.244，л.205-20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14-216。

[26]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备忘录，1945年9月6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12，д.244，л.218-219，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29-230。

[27]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45年9月6日；彼得罗夫与蒋经国会谈备忘录，1945年9月7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3，л.220-240、226-229，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30-233、233-235。

[28]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45年10月10日；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45年10月5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7，д.248，л.39-44、120-123，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4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存，2004，第851～856、840～843页。

[29] 对于苏联来说，还有一个控制外蒙古的问题，不过中共暂时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30] 早在1944年1月10日，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的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中就指出，战后亚洲的危险来自“美国和中国结成一个矛头指向苏联的联盟”。АПРФ，ф.3，оп.63，д.237，л.52-93，中译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712～713页。

[31] АМОРФ（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档案馆），ф.32，оп.11312，д.196，л.140；ф.32，оп.11309，д.248，л.25，Ачкасов В.И. гла. ред.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5，Том. 11，поражение милитариетской японии，Москва：ВИМО СССР，1980，c.322。

[32] 详见Почтарев А.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20-1950-е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5，c.141-143；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5，第473～475页；张一波、袁鲁毅：《“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李鸿义、王景：《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历程》，《中共党史资料》总第15辑（1985年），第128～172、173～188页；彭施鲁：《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关系回顾》，《中共党史资料》总第56辑（1996年），第32～49页。

[3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6～7页。

[34] 详见金冲及《较量：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以下简称《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9页。

[3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57～258页。

[36]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5年）》，未刊，第83页。

[37] 李运昌：《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中共党史资料》总第15辑（1985年），第64～67页；曾克林：《山海关—沈阳—延安：忆我与苏军的关系》，《中俄关系问题》1990年第28期，第1～7页；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01～202页；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46，л.12-18、19-21、22-23，《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4卷，第792、806、811～8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