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初期到20年代苏联的文化政策（第3/4页）
“决议”的重点，也是占篇幅最多的，是对党在科学文化特别是文学方面的领导权问题，以及由此决定的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作了正确的规定。
关于党在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权问题，“决议”作了审慎而明确的回答。它区分了党在科学文化方面的领导权与党在政治、经济方面领导权的不同特点和不同情况。“决议”指出，科学文化的领导权“是比无产阶级正在解决的其他任务更复杂得不知道多少”：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在于，“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能锻炼自己去进行胜利的革命，能给自己造就战士和领导者这样的人才，并且能给自己造成政治斗争的卓绝的思想武器，但是它当时不可能钻研自然科学问题和技术问题，而且它既是文化上被压迫的阶级，同样也不可能创造自己的文学、自己的特别艺术形式、自己的风格。虽然无产阶级手中现在已经有了衡量任何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正确标准，但是它对于艺术形式的一切问题却还没有同样确定的回答”。[17]这就是说，党在政治领域比在文化艺术领域更加成熟；党在政治方面已取得了确定无疑的领导权，而在文化艺术和科学领域虽有取得领导权的“历史权利”——也就是说，在这里获得领导权，“夺取阵地”，“早晚应当成为事实”——但目前还得谨慎从事，目前还没有成熟到取得这种领导权的足够的程度。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文化艺术方面下述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1）关于对待“同路人”作家的态度问题。“决议”指出，在注意他们分化的同时，应充分估计他们“许多人作为文学技术的熟练‘专家’的重要性”，“应当是周到地和细心地对待他们”；在同他们中间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时，“应当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中间的思想形态”。[18]这是十分讲究分寸地对待“同路人”作家的政策。
（2）对待无产阶级作家的态度。“决议”认为，文化艺术方面的领导权“整个是属于工人阶级的”；党应帮助无产阶级作家赢得“领导权的历史权利”，但他们“现在还没有”这种领导权。党应努力帮助他们成长，“支持他们和他们的组织”，“同时也应当用一切手段防止他们中间出现摆共产党员架子这种最有害的现象”，同“那些对旧文化遗产和文学专家的轻率和蔑视的态度作斗争”。[19]
（3）主张各文艺集团和流派展开“自由竞赛”。在坚持原则思想斗争的同时，党不仅允许各种艺术派别、团体和流派的存在，“还要对于一切可能而且一定会同无产阶级一起前进的文学集团表示最大周到、慎重和忍耐”，“党决不能偏袒文学形式方面的某一派别而使自己受到束缚”，“主张这方面的各种集团和流派自由竞赛”。[20]
（4）鉴于对文化艺术领导权问题的审慎细密，党在“决议”中特别提出，反对在文艺中进行“专横的和外行的行政干涉的企图”。为此，提出要注意文化艺术界的领导人选，以保证在这里实行“真正正确的、有益的和灵活的领导”。[21]
这个“决议”是以布哈林为首的主管俄共（布）思想文化的主要领导人，以列宁思想为指针，总结十月革命后苏俄文化运动，特别是苏联1922～1925年文学政策大辩论中同极“左”文化思潮作斗争的历史经验，通过较为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发挥集体智慧制定出来的。“决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无论在苏联思想文化史上还是在国际无产阶级文化运动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个决议曾在1951年1月28日由中国《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发表，但遗憾的是，这个决议的精神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从这个决议可以看出，布尔什维克党20年代文化上的方针政策是极为谨慎的，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决议”能够满足当时文化发展的需要，其思想内容所体现的文化上的包容性、宽容性和文化艺术的多样性，是符合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的。“决议”提出的指导方针，不仅仅限于文学艺术领域，也适应于整个文化科学领域。这样，就为20年代文化科学领域的创造性提供了条件，造成了苏联20年代科学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但是客观地说，布尔什维克党在20年代的文化政策上也受到一些因素的局限：一是，当时党内外存在着一股强大的极左文化思潮，一些人对“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过分张扬，且把“无产阶级阶级文化”理解得过分狭隘，曾发生过否定文化遗产、排挤打击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专家和知识分子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党的文化政策；二是，由于当时阶级斗争的环境，党对“异己的”和“敌对的”意识形态标准掌握得过分苛刻，以致在政治运动中打击了不该打击的科学文化界的大批重量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