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书札卷三（第6/11页）

与骆中丞 咸丰三年十月初八日

侍自二十四夜接长沙警报，比复一书。嗣后每夜奉呈一书，若中间一日无信到尊处，则驿递失之矣。

湘勇在省者，侍嫌太多，意欲遵甄师之命，令王璞山带三千往鄂救援，昨曾以一书奉商。璞山血性可用，而近颇矜夸，恐其气不固，或致偾事，特作一书严切规之，兹特将原稿录呈尊览。其用勇之多寡，口粮之行坐，即可照侍函行之。各处兵勇，阁下酌加裁减甚好。侍亦屡函请减，实见饷需不给也。

与仓少平 咸丰三年十月初八日

甄甫师咨来，令张润农太守、王璞山县丞往鄂救援。润农业回新田，事难遽就，止可用璞山率湘勇前往。来示详察之说，在衡时已私心暗识之矣。此时欲令其统师赴鄂，则恐以矜张之气，驭新集之卒，或不足以当大敌。欲不令其赴鄂，则其忠奋直前之忱，实有非辈流所及者，诚不欲遽挫其锐锋，而反销其壮志。且甄师指名求之，此外亦恐乏自告奋勇之人。再四筹维，乃为一书规劝璞山，匡其不逮。其书已录稿送中丞处，阁下借取一阅可也。

与康斗山杨宝峰 咸丰三年十月初八日

章门解围，湘勇精锐之声振于鄱阳、匡庐之间。诸君子所出，足为鄙人生色。田家镇之败，鄂省大震。现闻逆舟布满江汉，上溯襄、樊。湖北若有失事，则湖南危于垒卵。鄙意须以兵三千，急往武昌救援。顷已作书与璞山，并嘱其与两兄熟商。两兄若慷慨请缨，愿往北省赴援，则望即日束装长征。若援鄂之举不成，则望与同邑诸君子熟商，将新旧湘勇五千余人大加裁汰，止存二千余人留守长沙，盖库项支绌，养至二千，已嫌其多。现在贼踪尚远，防省本不须若是之多也。其在省之勇，止领坐粮，赴鄂者则领行粮，乃为平允。无论赴北留南，总宜严汰精选，约束谨严，勿使有名无实，致外人疑吾邑人耗费多而成功少，则国藩与诸君子共此嘉誉者也。

与王璞山 咸丰三年十月初八日

荆、襄扼长江之上游，控秦、豫之要害，诚为古来必争之地。然以目前论之，则武昌更为吃紧。盖贼首既巢金陵，近穴镇、扬二城，远处所宜急争者，莫要于武昌。昔人谓江自出蜀以后，有三大镇：荆州为上镇；武昌为中镇，九江次之；建业为下镇，京口次之。今粤逆已得下镇矣。其意固将由中镇，以渐及上镇。闻九江、安庆近已设立伪官，据为四窟。若更陷鄂城，上及荆州，则大江四千里，遂为此贼专而有之。北兵不能渡江而南，两湖、两广、三江、闽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章奏不克上达，朝命不能下宣。而湖南、江西逼近强寇，尤不能一朝安居。即使贼兵不遽渡湖南窜，而沅、湘固时时有垒卵之危。然则鄂省之存亡，关系天下之全局固大，关系吾省之祸福尤切。鄂省存，则贼虽南窜，长沙犹有幸存之理；鄂省亡，则贼虽不南窜，长沙断无独存之势。然则今日之计，万不可不以援鄂为先筹，此不待智者而决也。足下义气薄云霄，忠肝贯金石，望率湘勇三千，即日渡湖而北，与岷樵、石樵之师相合，力保鄂城，以固全局，则不特湖南受其利，天下实有赖焉。惟近日省局支绌，处处皆须节省慎重。即以三千勇援鄂，一切用费，不宜过二万金，乃为妥善。国藩六月招楚勇一千，湘勇二千，赴援江西，共用去二万二千有奇。在家初出之途费，起行月余之口粮，及兴办各件之杂费，与朱石樵、郭筠仙另支之储款，皆在其内。此次湖北行程较近，天气较好。足下办理若能少此更妙，至多亦不宜过二万二千也。

前者足下欲募勇二千，往报湘人七月之仇；国藩欲添勇数千，往助岷樵一臂之力，两书往还，不谋而合。厥后足下来衡，面商大概规模，约定饷需不必支之藩库，器械不必取之省局，足下自许，可劝捐饷银一万，可私办军装数项，盖以为此吾辈私兴之义举，非省垣应办之官事也。嗣足下二十二书来，言二十四走省请饷一万，仆已讶其与初议相刺谬矣。适会田家镇之败，鄂省大震，长沙戒严，中丞命足下带勇防守省城，仓卒兴举，一切皆取之于官，此则局势与前议大变，止可谓之官勇，不得复谓之义师也。既为官勇，则值此官项支绌之秋，不得不通盘筹画。目下兵勇万余，倾库中所藏，仅付两月之需。而足下寄来禀稿，乃云须再发银二万，各勇须预支月半口粮，将来招足万人等语。是则足下未能统筹全局，不知措饷之艰难也。又云帐房三百架，硝磺等项，委员解县。招勇本以援省，而多此一番周折，是亦足下阅历太浅，不善省财、省力之咎也。仆素敬足下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奋发，尤见慷慨击楫之风，心中爱重，恨不即游扬其善，宣暴于众，冀为国家收澄清之用。见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详明规劝。又察足下志气满溢，语气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天下反以激烈男子为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陈。伏冀足下细察详玩，以改适于慎重深稳之途，斯则爱足下者所祷祀求之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