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奏稿卷五（第6/13页）

论天下之大势，则武昌据金陵上游，为古来必争之地；论行兵之常道，则上下皆贼，而臣军坐困于中段，亦决非万全之策。是以臣等一闻武昌沦陷之信，即再四筹商，思所以为回剿之计。顾回剿之策有难言者，浔郡据长江之腰膂，宜有重兵驻守其间，一经撤退，则九江、湖口、小池口之贼皆肆然无所顾忌，内犯江西，上窜鄂、岳，均不可知。军士进则气胜，退则气歉。即剿办得手，未知何日始能重至九江，其难一也。正月初八日一折，言贼之上窜，不过意图牵缀，使我军回救耳。我军鼓行东下，不为其所掣动，贼攻我之所必救，我亦攻贼之所必救等语。其时未知上窜之贼果至汉口与否，亦未知回救之船即不可以复下也。今该逆不特攻陷武汉，而且窥伺襄、樊，自金口以下，上下江面皆为贼踞。内河水师若徒株守鄱湖，不出江面，则保护一隅，无济大局。若乘此春涨，由湖出江，则不难于冲出湖口，而难于出江之后，一军孤悬，四面无依，上不能遽合金口之水军，下不能速剿安庆之贼艇，其难二也。湖南用兵已久，库款既空，捐项亦竭。本年贼踪上窜，胡林翼、王国才等之陆军，李孟群、彭玉麟等之水军，皆仰给于湖南，弁勇万余，嗷嗷待哺，有月余未给饷者，有两三月未给饷者。事机愈挫，来源愈断。现在金口一军，口粮不继，即有溃散之患。臣等欲再率六七千人前往，江西既难于供支，湖南更无可筹拨。大抵兵勇之积习，久住不战，口粮尚可展缓，若有行役之苦，有战阵之危，则不可一日而无饷。狡者借词鼓噪，朴者亦无斗心，患有不可胜言者，其难三也。兼此三端，实乏良策，臣等调度乖方，上负皇上委任之意，下负苍生企望之情，终夜以思，不觉泣下。

刻下若分兵往鄂，则已无可再分矣。若臣等自行回剿，则须预筹两月之饷。臣国藩上年曾奏请四川劝捐助饷，顷已札委前任湖南常宁县知县祥麟，兼程赴蜀守催饷银十二万两。如此项有着，即可恃以为回剿之用，若其无着，则姑驻江省境内。与其千里驰逐、卒以饷匮而致意外之虞，又不如坚扼中段，保全此军，犹得以供皇上之驱策。瞻望北阙，翘切待命。臣等微悃，万言莫诉。所有近日军情，遵旨复奏缘由，理合缮折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谨奏。

湖北兵勇不可复用折 咸丰五年四月初一日

奏为湖北兵勇不可复用，大江北岸宜添劲旅，敬陈管见，仰祈圣鉴事。

窃查武、汉两城，三次沦陷，固由守御不善，而兵勇积习之坏，亦实有万不可用者。盖鄂中两府一镇，繁华甲于天下。督、抚两标之兵习于淫侈，偷惰已久，不可用矣。自咸丰二年粤匪至鄂，迄今不满三载，而全兵覆败大溃者五次。其间小溃小败不可胜数。二年腊月初四日，粤匪以地道轰破城垣，逆旗犹未登城，而城内外兵勇，已狂奔四窜，逃匿各县，是为第一次大溃。

三年春间，署督臣张亮基等招复溃兵，添招练勇，击粤匪于团风，剿土匪于通城、广济，稍有起色。九月十三日。田家镇失防，水陆兵勇同时弃甲回奔，是为第二次大溃。

其时，臣函致前督臣吴文镕，谓鄂省之兵，视奔溃为故常，不宜再行收集，必须改弦更张，另募额兵，另招练勇，而后可以成军，而后可以言战。吴文镕未及更改，即被崇纶参劾，仓卒出师。四年正月十五日堵城之役，十三营均被踏毁，将弁、兵勇尽数逃散，是为第三次大溃。崇纶、青麟等收复溃兵并广募湖南、四川之勇，支持数月，饷尽援绝。六月初二日，奸细窃发，贼旗人城，青麟率兵勇奔赴湖南，沿途逃散大半，是为第四次大溃。

臣与提臣塔齐布等奉命东征，仰仗天威，幸复武汉。督臣杨霈复收溃兵，又招湖北、河南之勇，新、旧兵勇数近三万，兵力不为不厚。杨霈屡次奏报咨文，亦自叙其战功之多，士卒之劲，意谓可简练精锐，顿改旧规矣。不图广济一败，退至蕲水，又退至汉口，又退至德安、枣阳，万余兵勇，或从之以行，或星散无归，是为第五次大溃。

夫古今所以激励军士者，重赏以鼓好胜之心，严刑以诛奔溃之卒，故可用也。今湖北兵勇既不好胜，又不畏刑，视溃散为常行之道，恬然不以为怪。若因循不改，其可笑必更有甚于今日者。臣愚以为宜变易前辙，扫除其迹而更张之。凡标兵之求归行伍者，一概不收；凡练勇之曾经败溃者，亦不复用。大抵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

臣愚以为欲另募湖北额兵，宜在襄阳、郧阳等属深山穷谷之中，招选寒苦力作之民，择其英鸷者编入兵籍，假以时日而训练之。与武、汉、德安等府远相隔绝，使向来之溃兵溃勇浮游无归者，不得改名而混入其中。然后可得一旅之劲兵，而免致虚糜数万之饷。古之谋大事者，克一二名城不以为喜，得一二良将、数千精卒则以为大喜；失一二名城不以为忧，失一二良将、损伤数十壮士则以为忧；即素称精劲之师，或积劳而疲，或饷匮而散，或不和而骄蹇，则愈引以为忧。今日湖北之事，省城不遽收复，尚不足患；惟通省无一劲兵精卒，乃为无穷之患。虽调他省之兵幸而克复，而本省无强兵守之，亦终非可久之道。臣愚以为湖北之急务，在于另募额兵，另招新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