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百家杂钞卷二（第19/19页）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为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

苏轼／韩非论

圣人之所为恶夫异端尽力而排之者，非异端之能乱天下，而天下之乱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庄周、列御寇之徒，更为虚无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说，纷纭颠倒，而卒归于无有。由其道者，荡然莫得其当，是以忘乎富贵之乐，而齐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远举之人，所以放心而无忧。虽非圣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无恶于天下。自老聃之死百余年，有商鞅、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

后世之学者，知申、韩之罪，而不知老聃、庄周之使然，何者？仁义之道，起于夫妇、父子、兄弟相爱之间，而礼法刑政之原，出于君臣上下相忌之际。相爱，则有所不忍；相忌，则有所不敢。不敢与不忍之心合，而后圣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庄周，论君臣父子之间，泛泛乎若苹游于江湖而适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爱，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爱其父，则仁不足以怀，义不足以劝，礼乐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今夫不忍杀人而不足以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则是杀人不足以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乱天下。如此，则举天下惟吾之所为，刀锯斧钺，何施而不可？

昔者，夫子未尝一曰易其言，虽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视天下眇然若不足为者，此其所以轻杀人与？太史迁曰：“申子卑卑，施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核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尝读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谋而相感者。庄、老之后，其祸为申、韩，自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终。奈何其不为之所也？